歷史的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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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國人擔任，但蒲安臣使團畢竟是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畢竟蹣跚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為以後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闢了道路，為中國外交禮儀、機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塊基石。隨團出訪的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遊記》，成為近代中國開始“走向世界”、認識世界最初的啟蒙讀物。饒有歷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現之時，已被遺忘的這三本書在百年後被再次印行，影響甚大，又一次成為啟蒙讀物。蒲安臣當年絕想不到，自己為清廷“打工”，會有益於百餘年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倘地下有知，他一定會為此大感自豪罷！不過他的“自豪”，不恰恰說明了中國歷史的曲折與艱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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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還我頭來”陳虞孫（1）

“還我頭來”陳虞孫

提起陳虞孫，知道的人可能不會很多，但提起《還我頭來》這篇雜文，知道的人可能會多一些。在“文革”結束不久，改革開放之初那大地剛剛開始解凍、乍暖還寒的時候，陳虞孫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匯報》發表了《還我頭來》。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卻犀利精闢非凡，社會反響自然熱烈異常。

“還我頭來”本是《三國演義》中關雲長被殺後在玉泉山顯聖的故事，家喻戶曉，並無深意。不過，陳先生此時認為，關公喊的“還我頭來”其實很有意思，可以大加發揮。他寫道：“人各有頭，或稱腦袋。誰都知道，人不能沒有頭。”倘有外物襲來，人們都會本能地保護腦袋。“然而一個人長了腦袋究竟派什麼用場，卻未必盡人皆知。有一種人，雖有一個腦袋，說話做事，好像從來不用一用他的腦袋。”為何如此，頗費琢磨，所以腦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為一門學問”。

“人們對這門學問，確實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例如，封建王朝，曾經有不少人，真心為皇帝著實動腦筋，極其直諫，力竭聲嘶，可是往往落得一個丟掉腦袋的下場。”“因此，那些要保烏紗帽的官兒，為了保腦袋——試問腦袋都不保了，還到哪兒去找戴烏紗帽的傢伙呢？——便總結出了一個訣竅，叫做：‘多磕頭，少說話。’可以想見，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見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腦袋埋在地下，屁股翹向天上，一片萬歲之聲，整齊劃一，豈非江山一統，天下太平了麼？”但是，封建王朝最終仍被推翻。不過，“人長著一個腦袋到底有什麼用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慶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這個問題，“文革”中不是強調“不理解也要執行”麼？“你們看，全國八億個腦袋就只他一個腦袋行，你們七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腦袋都不行。你們不理解也要執行。你們乾脆把腦袋上繳得了。誰不照辦，索性把你的腦袋砍了。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徹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轉眼就十年。這是失去了腦袋的十年。要說實效呢，並不小。試看，萬馬齊喑，一片荒涼，如入無人之境。人而亡頭，國將何有。萬幸的是，在這存亡絕續之際，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這批醜類，撥亂反正，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也挽救了人們失去的腦袋。豐功偉績非同小可。”不過，他並不盲目樂觀，而是提醒人們，現在還有人“仍在過去昏天黑地的十年裡，自願把自己的腦袋層層上繳，自以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壽，久而久之，已經形成了他們的人生哲學和做官的訣竅了”。這種人不僅認為沒有自己的腦袋無關宏旨，“甚至以為沒有腦袋反而比有一個腦袋好。譬如，需要開個會商量些事情。會上總不免七嘴八舌，意見紛紜。這種人就難免覺得，事情就壞在每個人有一個腦袋。如果大家都把腦袋繳了，讓一個人說了算，豈不省事。對這種人，如果提出‘還我頭來’的口號，他不僅會不感興趣，反會認為多事哩”。

或許因為讀者反響熱烈，十幾天後，陳先生一鼓作氣，又寫了《“頭頭”與“本本”》一文，同樣不足一千五百字。

這篇文章開頭就說，由“還我頭來”聯想到“頭頭”，由“頭頭”又聯想到“本本”。因為“古往今來，不少爬上‘頭頭’寶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發跡的。”不過，這“本本”卻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滿神秘色彩的“天書”。天書有五大特點：一是必得之於天；二是一定只有個把人能得到，並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個得此天書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