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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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並未像耶穌那樣自稱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評保教的根本失誤在於根本不知宗教為何物，誤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後“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認主張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抵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確說道：“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但真傳教、真信教者，對中國並無害處，而基督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千頃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對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都能容納，何必於基督教獨不能容呢？“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根本措施是要“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而後，他詳細論述了政教分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問題。他提醒說保教論者自以為高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不知其師康有為讀到此句時作何感想。梁氏還以歐洲歷史上血流成河的幾百年宗教戰爭說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結果，正是巨大的災難，使歐洲各國開始政教分離，“畫定政治與宗教之許可權，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心魂也”。他特別強調“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於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因此，社會才大大進步。如果將儒學立為國教，中國將“教爭”立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他告誡說，“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縛國民思想”，因為“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他認為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漢武帝以後，儒學卻成為束縛思想自由的繩索，使思想漸漸窒息。歷代大儒的思想、演說其實“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嫗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他不禁嘆道：“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歡◇迎◇訪◇問◇。◇

第20節：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2）

面對各種幾乎是勢不可擋的“新學”，當時的保教論者亦有人力論可以用現在的新學說、新理論重新解釋孔子，對此，梁啟超大不以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這其實是“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認為孔子所見或有與今日新學理暗合之處，然若一定要將二者一一比附納入，這種思維的實質還是因真理與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對那些不能與孔子暗合的學理，“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從，結果是阻礙真理在國人中的傳播。因此，他頗為激動地寫道：

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寧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如果去掉過於尖刻的“舞文賤儒”四字，此番評析，對百年後的“新儒家”也完全適用，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君不見，時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風正盛，更不乏以和諧、環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義、人權、市場經濟……一切現代價值來詮釋、比附儒學，論證所有這些價值、觀念儒學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學“返本開新”的“新儒”學者。若起梁氏於地下，面對此情此景，他依然會果決地做出“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的斷言罷。

最後，他再次強調：“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承認“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因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