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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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歸政光緒的打算時，他斷然反對，併為慈禧開脫辯護：“太后訓政兩朝，削平大難，臣民愛戴，此次拳匪發難，只恐禍起腋肘，不得已徐圖挽救。”

此時慈禧自顧不暇，所以李鴻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盤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變化。8月15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倉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緒皇帝名義釋出“罪己詔”；9月7日朝廷釋出剿滅義和團的諭旨，誣稱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非痛加剷除不可”；9月8日朝廷電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幾乎是央求李鴻章“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鴻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開承認大清王朝此時的生死存亡全賴李某一人，想來也是萬般無奈。此時，李鴻章才認為北上議和時機成熟，於9月15日離開上海北上，開始為挽救已經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作最後的努力。作為晚清重臣長達四十年之久的他，很難做出別的選擇。他的命運，已很難與這個腐朽不堪的王朝分開。

總之，從1900年1月中旬李鴻章東山再起任兩廣總督，到9月中旬重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八個月間，政壇風雲劇變，充滿驚濤駭浪。李鴻章身處政治的風口浪尖，種種無比尖銳的矛盾集於一身，稍有差池則大禍臨頭。在這短短几個月間，康有為、梁啟超的祖墳為他所掘卻仍能諒解他，孫中山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穩定粵、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與列強和談自保最終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種政治力量在關鍵時刻竟都對他抱有某種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間、應付裕如，足見其對政治、權謀的把握已是爐火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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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1）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無論是出於策略考慮還是由知識結構決定，康有為是以“託古改制”這一中國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國的思想、政治舞臺的。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合法性。

梁啟超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正是康有為構建他的儒學時期，梁對乃師的再造儒學大為折服，隨後就參與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等書的編寫工作。維新運動開始之後，梁啟超更是依老師康有為之說，積極主張奉孔子為“教主”、“聖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以此作為變法的最重要理論根據。在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他將“保教”與“保國”、“保種”並列為變法的目的。他的《西學書目表後序》則明確要求將孔子奉為教主，強調透過讀經，“當知孔子之為教主”，大力宣揚“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同時宣告這並非因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給康有為的信中，他甚至認為此時創立、傳播孔教比維新運動還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鑽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對在民間設立孔廟、舉行祭孔活動也非常支援，在1896年底曾給駐美公使伍廷芳寫信，建議仿照西方宗教儀式，在美洲的海外華人中勸設孔廟，定期禮拜。

維新變法失敗，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思想進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腦質”為之改變。他脫離了維新時期以託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彙、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而同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此時仍堅持託古改制理念，並在海外更為積極地進行以孔教為國教的保教活動。對此，梁啟超漸生歧意，終於在1902年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國教，與乃師大唱反調。開篇他即宣告：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他承認，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現在之所以反對，首先是因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認為各種宗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競爭發展。

其次，他認為儒學的本質並非宗教，而持保教論者現在處處模彷彿教、基督教，主張“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姑且不論這種主張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對孔子的誣衊，因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