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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對此百般不解，便問工作組為何不讓他們喊，工作組回答說革命群眾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喊“萬歲”肯定是發自內心的聲音。但“四類分子”是專政物件，他們肯定夢想復辟失去的天堂，奪回被沒收的財產，人還在，心不死，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毛主席一定心懷仇恨，別聽他們喊出來的也是“萬歲”的聲音，但心裡實際想的肯定是“萬碎”，所以他們喊的一定是反動口號，當然不能讓他們喊這種反動口號。
這種“誅心之論”在“文革”時期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甚至從1960到1966年一度無處不在的第三張“毛澤東標準像”中，也被一些“革命群眾”“解讀”出有“偏聽偏信”的問題！
從1950年至今，新華社先後公開發表了四張毛澤東標準像。據加工、製作這四張標準像的陳石林先生回憶，從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之間，先後公開發表了兩張毛澤東標準像，1959年9月為迎接建國十週年大慶，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徵得毛澤東同意決定為毛澤東拍攝、製作一張新的標準像。為了讓標準像不過於呆板，新標準像是毛澤東的半側面像，由於是半側面，雙耳自然無法同樣突出。新標準像加工、製作後，經毛澤東親自選定、批准，在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張新的標準像。直到1966年底，全國到處懸掛的都是這第三張標準像，當時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也是以這張半側面標準像為摹本繪製的。
但從1964年起，隨著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和個人崇拜日漸濃重，“一些群眾出於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崇敬，對第三張毛澤東標準像提出了意見，認為半側面像只突出一隻耳朵，且左眼珠偏上，似乎毛澤東在‘偏聽偏信’。”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決定再為毛澤東拍攝製作一張正面雙耳的標準像。新的標準像在1967年元旦正式公開發表，取代第三張標準像，一直使用至今，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就是按第四張標準像繪製的（陳石林：《我加工、製作毛澤東標準像的點滴回憶》，《黨的文獻》，2000年第3 期）。所幸這第三張標準像是經毛澤東親自選定，不然有關人員還真無法擔當讓偉大領袖“偏聽偏信”的責任。
建築講風水是中國悠久的傳統，但在大破“四舊”的“文革”中，當然要被嚴禁，不過，那時卻又產生了更加嚴格的新“講究”。現在的長沙火車站是於“文革”中新建的，設計時有關方面要求主樓頂上必須要有一把巨大的火炬，象徵湖南是毛主席的家鄉，中國革命的熊熊烈焰由此點燃。但設計時，火焰的朝向卻成為想象不到的難題。當設計火焰微微向北、以表示“心向北京”時，有人提出這說明從香港刮來的南風太勁，當時香港還未迴歸，是我們與資本主義世界鬥爭的前沿陣地，“南風勁吹”，居心何在？於是，設計者欲將火焰改為南傾，顯示“北風勁吹”，但立即有人反對，認為表現北風強烈有為“社會帝國主義”這隻“北極熊”鼓吹之嫌。為了表示“東風壓倒西風”，又決定火焰西斜，但有人說臺灣在東邊，這有“臺灣壓過我們”和“心向西方”之嫌。火焰東傾又被說成是“西風壓倒東風”，那更是嚴重政治錯誤。萬般無奈之中，最後的方案竟是紅紅的火焰直直向上。當時就有這樣一個段子：據說一個外地人剛下火車，驚歎道：“早就聽說湖南人愛吃辣椒，沒想到愛到這種地步，連火車站上面都要豎一個辣椒！”
現在想來，可以把“萬歲”詮釋成“萬碎”，從只露單耳的側面像中可以解讀出“偏聽偏信”之意，從火焰朝向能分析出政治傾向、態度，不能不使人佩服解讀者的“思想深刻”“目光如炬”。使人更加欽佩的是，這與幾十年後的今天才開始流行的“後現代批評”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現代批評”產生於西方的學院之中，自有其思想、學理淵源，但其中也有某些教授是受中國“文革”這種誅心之論的啟發，才寫出了汗牛充棟的“理論鉅著”，精心建構起“後現代”理論大廈，把“文革”那種粗鄙的“誅心之論”幻化成精緻誘人的學術話語。“後現代”的一個重要理論原則就是“反本質主義”，認為作品本身根本沒有一個客觀的本質意義，以前的批評家竭力從作品來探討作家、藝術家真正的創作本意、觀念和作品的“真實意義”完全不對，因為根本不存在這種“作品意義”和“作者本意”的客觀對應關係。他們把“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發展到極端，認為一個作品一經面世，它的作者就喪失了對它的闡釋權，這種闡釋權完全在受眾——讀者、聽眾和觀眾手中。用法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