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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秀作品;並宣佈經組織調查,作者李澤浩是魯迅美術學院繪畫系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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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轟動全國的“蘆葦”(2)
尤其應該一提的是,在“寧左勿右”的大氛圍下,《北京日報》卻在1965年4月2日重新發表此畫,同時發表署名“梅述”的專評,高度讚揚此畫:“描繪了一幅豐收的圖景,整幅畫面洋溢著歡樂勞動的激情。在金色的田野上,一群青年人挑著剛剛收割的莊稼,送到場院裡去,他們健步如飛,你追我趕,充滿了高漲的勞動熱情。這幅畫表現了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戰線上,懷著豪情壯志、意氣風發的青年一代,他們在黨的培育下,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貢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是彭真,鄧拓則是分管文教的書記處書記。幾個月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矛頭直指北京市委。
此畫引起的風波平息剛剛一年,“文革”驟起,“革命群眾”重提此事。中宣部、北京市委、團中央領導人陸續被打倒,“包庇李澤浩”是他們的“罪狀”之一。團中央院內貼出了“胡耀邦包庇反革命畫家李澤浩絕沒有好下場”的大字報,《中國青年》原主編紀雲龍因發表此畫被紅衛兵毒打,李澤浩本人也被紅衛兵通緝,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東躲西藏的日子。舊“畫”重提,這種思維方式迅速傳染開來,一時間各地“革命群眾”都從香菸盒、包裝紙、報紙雜誌的裝飾花紋、鞋底紋……中發現“反標”。李零回憶說:“那個年代,好端端一雙塑膠涼鞋,能從鞋底讀出‘介石過海’。”(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那時,長春人夏季普遍穿新生塑膠廠生產的新生牌塑膠涼鞋,“在‘懷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麼人發現鞋底的紋印是個‘毛’字,‘新生塑膠廠’簡直成了對偉大領袖充滿仇視的反革命集團。”(姜東平:《回憶“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文史精華》,2004年第12期)因此而受迫害者,難以勝數。
1978年初“文革”已經結束,但《你追我趕》仍未獲平反。此時復出並擔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重提此事,認為當年批此畫是“反動畫”、把作者打成“反動畫家”是極“左”思潮的典型表現,應予公開平反。《中國青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此時正在準備復刊,雜誌社復出的主編紀雲龍立即派人特約李澤浩到北京,專為雜誌復刊創作反映毛澤東青年時代革命歷程的油畫《揮手從茲去》,發表在復刊後的第一期上,一時也為全國關注。歷時十三年,《你追我趕》及作者終獲平反。
在“文革”前夕,對學術和文學藝術作品的“大批判”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激烈。但這些被批作品,都是“上面”點名、組織批判的。偏偏這幅《你追我趕》,是“革命群眾”憑敏感的“政治嗅覺”主動“發現問題”的,“上面”不僅沒有批判的指示,反曾採取種種措施平息事態。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此事之所以更值得重視,是因為它正是“文革”前夕經過幾年階級鬥爭訓練的群眾心理、思維方式的預演和展示,正因為養成了這種畸形心理,群眾才可能一聲令下就那樣狂熱地響應、投入“文革”,做出種種瘋狂、過激的行為。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1895年出版的經典之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指出,“群體”最重要的心理特徵是幾乎像被催眠那樣易於接受暗示,並具有極強的傳染性。“但是從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動這個角度看,群體可以比個人表現得更好或更差,這全看環境如何。一切取決於群體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麼性質。”(《烏合之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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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後現代批評與中國國情(1)
後現代批評與中國國情
“文革”期間我在農村插隊當知青的時候,常有政治運動,每次“上面”都要派工作組進村“發動群眾,開展運動”,因為當時農民連飯都吃不飽,根本不關心政治。
工作組一進村,“政治”便突出起來。群眾被髮動起來的標誌之一,是每天不知道要喊多少次“毛主席萬歲”。出工前收工後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念語錄喊口號“獻忠心”,每次開群眾大會時“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更是響徹雲霄。但來我們村的工作組卻規定,地、富、反、壞等“四類分子”不能喊“毛主席萬歲”,更不能喊“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那時我剛到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