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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指揮、違章作業和裝置隱患未能及時發現和消除等人為因素，即人的不安全行為引發了事故，說明人的素質低下是不安全行為的根源。裝置、技術落後自然也是礦難頻發不能忽視的因素。政府有關部門為了“政績”，甚至由於與煤礦有直接的利益關聯，而對非法開採監管不力、執法不嚴，也確是重要原因。國營煤礦領導或私人礦主千方百計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礦工生命於不顧……這些當然都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維護礦工權益的組織——“工會”的缺席。
對這些礦難，許多媒體都作了詳細報道，但均未提到工會的作用。其實，在大多數私營小礦中，根本就沒有建立工會，在與礦主的關係中，“一盤散沙”的礦工自然處於弱勢地位，根本無法就安全、待遇等問題與礦主談判。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大型國有礦山企業都有工會組織，但在這些問題上同樣未見其有“話語權”，從對大型國有企業陝西銅川的陳家山煤礦礦難的報道中就足見此點。
陳家山煤礦的安全生產條件在中國的煤礦中已屬較高水平，採、掘機械化程度分別達到100％和75？5％。井下還安裝了電子監測頭，從地面的排程室就能直接瞭解到工作面的情況。據有關媒體報道，一些礦工對記者說：“11月23日，415工作面就著火了。我們不想下井，可領導說，如果你不下井，明天交一百塊錢罰款給財務科；明天如果不交，後天你就不用來上班了，說開除就開除。”“著火的當天，（礦務）局裡來人檢查，他們還差幾百米就到著火的415工作面，就沒再往前走——他們也害怕，可還是逼著工人幹活——是一邊滅火一邊幹活。”另一位參與11月23日井下滅火的礦工說：“火一直沒滅乾淨。我當時還跟我的老鄉說，非出事不可，你要注意安全啊。這次事故是在我預料之中的。”井下每一百米左右就有一個瓦斯檢測儀，瓦斯濃度一旦超標，檢測儀就會報警並自動切斷電源，但該礦“有時每個班報警七八次，為了不影響生產，領導就讓用衣服把檢測儀蓋住，或者斷電後強行關電繼續生產。”
事實上，在事故發生一週前瓦斯檢驗員就發出了危險警報，從11月20日開始，他就發現井下的瓦斯含量超標，最高的時候達10％。而按煤礦安全生產規範規定，採風迴風巷、採掘工作面迴風巷風流中瓦斯濃度超過1％或二氧化碳濃度超過1？5％時，就必須停止工作，撤出人員。檢驗員的報告當天就報到了礦上。但礦長只關心“今天的產量多少”，始終未提及瓦斯超標之事。在第二天的安全生產學習會上，檢驗員將瓦斯超標的訊息悄悄告訴了工友，大家都希望能停產整頓。但礦上一直沒有下達停產整頓通知，終於釀成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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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節：礦難與工會（2）
在這個過程中，工會沒有起任何作用，也根本沒有人想到要向工會反映安全問題，足以說明工會在此實際形同虛設。這是陳家山煤礦的情況，但又遠不止是該礦的情況，而是帶有相當普遍性的現象。究其原因，在於工會在我國的地位其實一直不甚明瞭。
建國之初，老共產黨員鄧子恢在1950年夏就富有遠見地提出，“公營”企業中工會也應該以“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自身利益”為基本任務，工會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鄧子恢的觀點在最高領導層引起了激烈爭論，有觀點認為國營企業中工人利益與廠方利益基本一致，故指責鄧的觀點是“機會主義的原則和理論”；而時任“全總”副主席、黨組書記的李立三則在1951年秋對鄧的觀點表示支援。但這年底，鄧、李的觀點被指責為是從分配出發，不是從生產出發，代表落後工人，是“工團主義”、“經濟主義”，受到嚴厲批判和處理。雖然在三十年後的1981年，他們被平反，但幾十年形成的傳統與思維定式使工會的地位、作用在實踐中一直未能妥善解決。
儘管1992年透過的“工會法”明文規定：“工會發現企業行政方面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當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企業行政方面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企業行政方面必須及時做出處理決定。”但不斷髮生的礦難說明這些條文並未得到執行。
有工會組織，也有相關的條文規定，但礦難的層出不窮說明工會實際上的“缺席”相當普遍。制定有關條文固然重要，但貫徹執行更為重要。有關條文之所以得不到貫徹、執行，根本原因在於現在的工會實際仍是企業的“附屬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