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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子華代理省委書記。他是中央派來的，是我提名的。
十二、陝北肅反情況 我當保衛局長，是西北代表團決定的。我當時留在後方，這時保衛局長是崔田民。因他當時不在，我是兼著搞的。我們到達陝北之前，朱理治、郭洪濤就將張××抓了起來，與劉志丹之間的關係搞得相當緊張。我們到陝北以後，朱、郭以為有了力量，才敢扣劉志丹。江修（西安市委書記）從西安來了，說劉志丹如何不好，聶洪鈞才決定扣劉志丹，寫信給朱理冶、郭洪濤，朱理治提出要捉劉志丹。朱隨後寫信給聶洪鈞，不是扣劉志丹的內容，而是通知他回後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見到劉志丹，劉說他就是聶代表（聶洪鈞），把信拆開看了。聶洪鈞這才把劉志丹扣留起來。
（盧振國整理）
00、郭述申談紅二十七軍的幾個問題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紅二十五軍戰史在第二稿基礎上再作修改，將公開出版。戰史辦公室的同志為了使這部戰史能比較全面準確地反映紅二十五軍的戰鬥歷程，成為一部信史，他們又查閱了大量史料，其中對紅二十七車部分也作了進一步查閱核實，並從有關資料中提出了關於紅二十七軍的外線轉戰、安置隨軍群眾和過長江的計劃等問題，請我談一下。我覺得這幾個問題很重要。作為當時紅二十七軍的政治委員，我有責任對這幾個問題加以說明。關於紅二十七軍的情況，我過去曾談過幾次。紅二十五軍戰史第二稿也有記述，《軍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刊登了我寫的《回憶戰鬥在皖西北的紅二十七軍》一文，這些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紅二十七軍從成立到撤銷的經過，因此，我在這裡就不細談了。我只就辦公室同志提出的問題，根據自己的回憶和查閱的有關資料談一談。
首先我想談一下紅二十七軍的外線轉戰問題。對紅二十七軍的外線轉戰如何看，在有關資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盡一致，有的甚至認為紅二十七軍可以向外線轉戰，但道委機關不應到外線去。我不知道這些同志的看法依據是什麼，我只想談談當時的實際情況。紅二十七軍的成立是由剛剛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員會決定的，從內線轉向外線的行動方針也是經工委討論決定的。之所以決定向外線轉戰，我記得有三點考慮：一是為箱制敵人兵力，配合主力紅軍向西轉移。紅四方面軍主力從鄂東北到皖西北來時，敵人重兵也尾隨壓了過來，方面軍轉而又向西去，敵人必然派重兵“追剿”。因 此我們決定打出紅二十七軍旗幟，向東轉向外線，吸引部分敵人，以減輕對主力紅軍的壓力。當時對轉戰方向我們也作了具體分析，敵人從北面壓來，方面軍西去，向南活動範圍狹小，只有向東。實踐證明，紅二十七軍向東線轉戰的行動是對的，起到了箝制敵人，配合方面軍行動的作用。二是皖西北根據地已完全被敵人佔領，在敵人突如其來的打擊下，各級領導和群眾都沒有思想準備，嚴峻的客觀鬥爭形勢，迫使我們必須轉移。當時時間相當緊迫，形勢十分危急，根本來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動中倫促進行的。分局和省委從鄂東北慌慌而來，又匆匆而去，沒有對我們的轉移作任何指示，我們對整個形勢又缺乏瞭解，只能解決眼前急迫問題，就連張國燾給我的信也是在路上走時寫的，很簡單。三是這樣可以避開敵人鋒芒，挫其銳氣，在外線轉戰中尋機殲敵，待形勢和緩後再轉回根據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由於採取了外線轉戰的行動，才得以儲存紅軍力量，為後來堅持根據地的鬥爭奠定了基礎。事後看皖西北道委的撤離，似乎應留下部分機關幹部，領導群眾堅持鬥爭。如果條件允許，這當然是對的，是好的，但當時的情況和條件已不可能。皖西北與鄂東北的情況不同，鄂東北蘇區建立較早，地方工作有較好的基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後，雖然分局和省委領導由於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產生盲目樂觀情緒，對敵人發動第四次“圍剿”缺乏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準備，但還是在鄂東北同敵人打了幾仗，作了一些對敵鬥爭的準備，結果因敵人兵力多，攻勢猛而未能扭轉戰局，這才急急忙忙的向皖西撤離。而皖西北則不同，皖西北大部分地區是剛擴建不久的根據地，時間短，群眾基礎不如鄂東北，在嚴重的敵情下，黨政幹部自覺集中轉移了，留下的也只是少數的，回顧紅二十七軍的外線轉戰，我覺得方針是對頭的，路線是正確的，後果是好的。
其次談一談隨軍“跑反”群眾的問題。紅二十七軍從成立時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據地，始終有大批群眾隨部行動，主要是“跑反”群眾，也叫“避難團”。這些群眾有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