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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留在家，怕不怕妻子和別人亂搞。心情鬱悶的宋某聽後頓時惱羞成怒，起身要打對方，結果反被4人一頓拳打腳踢。事後，宋某便出現了精神失常的症狀，最後被送到了該市第一專科醫院接受治療。
據該市第一專科醫院專家調查顯示，由於受孤獨、難以適應環境等因素的困擾，相當比例的外來農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
農民工生活很“無聊”
在北京市朝陽區大望路某工地，來自河北的農民工王東告訴記者：“我們工作在工地，生活在工棚，沒電視看，不會上網，酒吧咖啡廳又去不起。一天除了工作、吃飯，就是睡覺，生活很無聊！”
在王東身旁的床上，一個滿臉稚嫩的農民工正熟練地吐著菸圈。經過交談，記者得知這個只有18歲的青年叫李建軍，來自安徽省安慶市。“我從15歲的時候就外出打工，為了解悶學會了抽菸。抽抽菸、吐個菸圈，幾乎是晚上最好的消遣，特別是大夥在一起抽菸，幾乎是我們最大的樂趣。”李建軍說。
不僅煙，酒也是不少民工的“伴侶”。安徽人老徐來北京打工已有10年了。他說：“收工後打幾兩便宜的白酒犒勞一下自己，是很多人的習慣。”“可是喝酒有時也惹麻煩，以前就有工友為打發無聊聚會喝酒，結果喝多了就打架。”來自福建的小劉說。調查顯示，農民工中不抽菸不喝酒的人很少，喝酒成了不少人消磨時間的選擇。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由於打工的人中很多都是青年人，因此缺少異性關心也成為影響農民工心理健康的一大問題。在北京市東單大街某工地，來自四川省綿陽的耿傑向記者了透露了一個難以啟齒的問題。他今年23歲，來北京打工4年，一直都在工地幹活。他說：“每天圍著工地轉，見到的全是男的，難得見女性，更不要說跟年輕姑娘接觸了，空閒的時候我就去馬路邊去‘觀賞’美色。”
讓“城裡人”和“農村人”形成共生理念
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寧指出，進城農民工由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出現心理健康問題也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幫助農民工走出封閉的“孤島”，讓“城裡人”和“農村人”形成共生理念。王寧教授說，農民工心理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往往會導致自殺、酗酒、鬥毆等惡性社會事件，要避免這些情況發生，社會應多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和心理問題。比如，為農民工提供免費的心理救助，在農民工中間開展調節不良情緒的講座，傳授給他們一些必要的心理自我調節的方法，同時應該鼓勵農民工在感到困惑與苦悶時到醫院的心理門診來解開自己心中的“結”。另外，“城裡人”必須更新觀念，消除對農民工歧視、隔膜的心態，以熱情和友善接納進城農民，取消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由於身份不同而導致權利的不平等，使“城裡人”和“農村人”真正親如一家。
“解決農民工心理問題，農民工自己的心理調節也很重要。”中國醫學科學院的一位心理學專家提醒農民工朋友，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別人，正確對待工作，正確對待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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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卡在了哪兒？
“電視上經常看到國家出臺一些政策，都是照顧我們農民工的。到了現實中，卻又走了樣兒。”遼寧省朝陽縣的農民工王永濤告訴記者，2003~2004年，他和一些老鄉在朝陽市的一個建築工地幹活兒，到現在工資都沒能要回來，“忙活一年最後什麼都沒落下，我們能找誰說理去。”
2002年以來，中央關於農民工的政策接連出臺，農民工的生存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可是工傷醫療保險、孩子上學、討要工錢，仍然困擾著很多農民工。有政策難落實，成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一個瓶頸。
農民工該歸誰管
“好政策我們也聽說過，可是具體到我們打工的地方有啥政策，我們出了事兒誰能管，我們就說不清楚了。”從河北來北京打工的宋明光告訴記者，他半年前在工地被落下的砂石砸傷了眼睛，因為沒有保險，工程的老闆給了他3000塊錢醫藥費，就不再管了。在老鄉的勸說下，宋明光每天拿著自己的材料去北京的各個媒體求助。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遠認為，中央的農民工政策不能有效執行的原因主要是利益問題。政策一項接一項地出臺，但沒有調整好一些執行部門的利益問題，從而導致政策失靈，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這部分資金跑到了個別部門，而不是農民工身上，現在的關鍵是做好各方面的利益調整，最終明確農民工的各類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