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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高度專業，而且用藥也是非常講究的，每一種藥品在適應證方面各不相同，即便同一種藥品，劑量、配伍、每天用藥次數和療程長短也是隨著病情不同而會有相當大的差別的。只有對症，才有可能藥到病除；用之不當，後果不堪設想。我想誰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患者不僅不敢和醫生在檢查、診斷、治療方面討價還價，而且也不敢像我一樣自己更換藥品名稱和數量，更不用說去貨比三家了。
在和醫院的“鬥智鬥勇”中，病人永遠處於弱勢地位。在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上，病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單純依靠醫院來解決問題也是不現實的，只有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才能根本解決。
近年來，在這個問題上，各級政府出臺了不少措施，例如，加大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力度，積極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等。社會各界也出了不少好點子，例如，平價藥店、藥房託管、限價門診、議價手術等，這些點子不能說不好，聲勢也不能說不大，可就是沒多少實際效果，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狀況依然如故，有人說這是飲鴆止渴，也有人說是揚湯止沸，總之褒少貶多。最近衛生部又將建立平價醫院作為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殺手鐧，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有人擔心政府財政能否兜得起平價醫院的虧損，有的擔心吃財政飯的醫院服務質量能否保證。其實，平價醫院到底是否可行，能不能解決貧困人群的看病難問題，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平價醫院不會是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唯一模式，只要各級政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真正下決心解決貧困人群的看病難問題，相信辦法總會比困難多。
（三）農民期盼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
在江蘇採訪農民看病難的那些日子裡，記者每天心裡都是沉甸甸的。有人說，病魔是壓在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這話一點不假。採訪中，記者接觸到一些農民，家中親人患有不治之症，他們為了給親人治病，把家裡能賣的東西全賣光了，能借到的錢也都借遍了，欠下的鉅額債務，恐怕是他們一輩子都還不清的。
沒有農民的健康，就沒有農村的小康。搬不掉壓在農民頭上的這座大山，農民是無法去奔小康的。無錫市一位政府官員說得好，保障農民健康，必須建立和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讓農民不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可現實是農民對合作醫療有顧慮，因為在貧困地方，農民每人每年要交10元錢，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這就是一筆大投入，更何況報銷比例、制度保障能否兌現，很多農民心裡沒底。所以，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總是很懷念他們那個年代的“赤腳醫生”。那時，每個村裡都有“赤腳醫生”，每人每年交幾角錢到大隊，看病不掛號，吃藥不交錢。城裡醫院送醫送藥到農村，一些城市醫生甚至把家安在了農村，不少大學畢業生也都願意在農村工作，很多手術在家門口醫院就可以完成，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危重病人才往縣裡送”。可人民公社解體後，“赤腳醫生”沒有了，城裡來的醫生都“飛”了，有點本事的鄉村醫生也都各奔前程去了。
“赤腳醫生”已經淡出農民生活幾十年來了。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沒有任何理由讓廣大農民繼續接受“赤腳醫生”那種“一根銀針治百病”的醫療水平。但在目前醫療衛生投入總量增長，高階醫療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那些佔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反而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基本醫療保障，這種對“赤腳醫生”的懷念不正是農民渴望建立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的體現嗎？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感言篇：編者按（4）
（四）總想起一個詞：平等
轉眼間，“透視農民看病難”系列報道已接近尾聲了，在過去的三個月時間裡，一個詞始終在記者的腦海裡縈繞，那就是“平等”二字。
因為有“不平等”，所以記者渴望“平等”。
第一個“不平等”是城鄉經濟狀況的不平等。在記者採訪的一些農民家庭，他們有的只是土裡刨食，每年收入一兩千元；有的是在外打工，用微薄的工資養活一家人；還有更困難的，一分錢要掰成兩半花……在這種情況下，“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情形就在農村相當普遍了。然而，城鄉經濟差別的根源是城鄉差別所致，這種差別不是農民造成的，而是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導致的，農民只是受害者。
第二，醫療條件的不平等。城市有眾多好醫院，這些醫院有著國際先進的醫療儀器裝置，有著醫術精湛的醫師，然而農村很多地方的衛生所，卻只有簡單的儀器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