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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而，一切“惟美國的馬首是瞻”之風尚，即便不是荒唐的，也起碼是與歷史的選擇、時代的要求格格不入的。中國學習借鑑美國某些先進的東西，其基本原則是應將之化為民族的東西，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將中國化為美國的龐大消費市場、產品加工廠、人才輸送基地與似是而非的翻版，更不能將民族除了人的長相之外完全化為另一個民族；第二種對美國的認知與讀解也顯然需要修正，因為這批人（學界精英）由於過於懷戀東方古文明之一切而對美國的讀解有時未免稍微有點妖魔化之嫌，雖然美國有時也的確多少存有一些妖魔化的色彩，有一部美國的紀錄片上的一個頗有影響的人所說的一句話大概可資印證，他說“美國人的手上確實沾滿了更多的鮮血！”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也的確擁有著難能可貴的全球責任與獻身精神之一面，這在全球自二戰爆發以來是獨一無二的。
那麼，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呢，美國的精神與理念到底又是一種怎樣的精神與理念呢？
實際上，從客觀而全面的角度，不妨可對美國做如下概括：
所謂美國，即指一種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混合體，一種普世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混合體，一種自由民主與單邊主義作風的混合體，一種世界警察與國際劫匪的混合體，一種正義之劍與危險之源的混合體，一種精英文化與叢林原則的混合體，一種歷史巨人與舞臺小丑的混合體，一種神聖使命與惟利是圖的混合體。美國就是由這一連串的混合體而構成的，它始終搖擺在這些混合體的兩個極端之間，在這些兩個極端中年復一年地平衡著自己，召示、表徵著自身。我們只有認清了美國的這些元素構成，才能真正去洞燭它，並做出我們的選擇。以上的每一條界定，都有大量的歷史事實可資支援，比如對美國“國際劫匪”的界定，不僅像百餘年前八國聯軍這類大量的歷史事實可資支援，而且當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種種表現也可以支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分析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讓發展中國家落入了地獄般的經濟困境。特別嚴重的是，它還誘惑官僚出賣本國利益且充當買辦！”這是個非常嚴峻的現象。斯蒂格利茨還坦言，“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貨易。今天，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用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奏效。”
對美國必須要有這樣一個清醒而全面的認識，正是由於上述特性，才促成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矛盾性。美國對外政策所表現出的一貫矛盾性，是美國留給國際印象的一大特徵。那麼，鑑於此，中國應如何去從容應對目前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呢？中國應如何去定位自己的發展方略呢？
三、深入論述B（III）
III 東西文明
很明顯，中國與目前由美國所推動的全球化浪潮是不和諧的，儘管中國做出了較大的努力，卻收效甚微（針對當前的局勢，2005年6月2日臺灣《工商時報》說“世界貿易戰一觸即發”，“本世紀第一場貿易大戰即將開打！中國大陸將以一敵二，應戰歐美聯手攻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從文化基因、文明源頭和宗教情懷上講，美國及其身後的西方世界與中國的差別是非常之巨大的，因而二者是難以真正相融一體的，要達到兩個國家、兩種文化與文明的水乳交融幾乎是不可能的，儘管現在都處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中。中美兩者的深刻相斥，自從它們在一兩百年前彼此相遇、知道併發生碰撞後就一直存在，以致美國現今的學界精英把這種相斥性看得越來越甚，甚至把相斥性上升誇大成了一種對抗性，乃至衝突性，乃至戰爭性。不錯，兩種文化與文明的這種相斥性——因為彼此都有著非常值得賴以驕傲的一切（美國的物質文明、宗教背景、精英文化與科技軍事，中國的悠久智慧、倫理背景、儒道渾融與生生不息）——確實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雖然一方面如此，但另一方面，這卻並不意味著兩者之間缺乏興趣，缺乏應有的興趣。恰恰相反，歷史上由於文化原因或意識形態原因而使不管一方那麼鄙視另一方，但彼此之間的興趣卻也近乎是與生俱來的，並是持續不斷的。否則，美國一百多年來絕不會漂洋過海地跑了地球上最遠的距離來頻頻與中國發生接觸——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的驅動——，中國一百多年來也不會頻頻不遠萬里地遠赴美國去留學或謀生。當然，美國將手伸過重洋來接觸中國也並不完全都是旨在為了利益，純粹不為利益的雖然少，但畢竟也有，尤其是在二戰期間美國的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