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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蔣經國主政銳意革新，以圖改善外在的形象；尹 俊在此時期，對“警總”權勢的行使亦謹守分際，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 總”在尹俊任內，可稱得上是“胡混保守時代”。
雖說承平無事，可是，從“保釣”運動、臺灣被逐聯合國、《大學雜誌》 事件亦相繼而來，情治人員嚴密注視臺灣社會動態及學術界的言行也“與時 俱進”。據一位吳姓教授說：“從參加《大學雜誌》後，我的生活即受有關單位 的注意。甚至連寫學術論文，只要涉及中國現代史的問題，必須事先送審， 我不瞭解，以他們（按：指“總警”）的學術素養，有什麼資格審查我的著 作。北洋軍閥作風不論如何的霸道，可是還容許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 當局銳意革新的意志，他們該給予學者若干的尊重吧！”這位吳姓教授因發 表的《西山會議與中國》一文，語涉蔣介石，竟難逃“警總”拘押，幸賴沈 剛伯、黃季陸、傅樂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 3 年，以“保護管束”為由 開釋。因吳教授無法忍受臺灣的政治氣氛，終至遠走國外。尹俊重用政戰勢力的後果，其結果不同可知。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病逝時，執掌“京畿”衛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隨侍在側，深為當局不滿， 終於尷尬下臺。第六任“總司令”鄭為元：“警總”政治紛擾時代 尹俊下臺後，接任者是鄭為元。鄭為元出身黃埔八期，歷任駐義大利“使館武官”、師長、“陸戰隊司令”、“副參謀長”、“陸軍副總司令”， 1975年 4 月 8 日出任“警總”第六任“總司令。”
鄭為元任內，正逢 70 年代中期，臺灣整個政治劇烈的變化、政治爭攘不 斷，黨內外的衝突，也日益升高。故鄭為元上臺後，為防範事故的發生，將 “警總”的許可權做了大幅度的調整。
鄭為元雖在國民黨多方協助下，徹底整頓了“警總”，但他在 3 年多的任期中，所發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飽受外界不少的抨擊。尤其是“中場 事件”發生後，他與前“調查局局長”沈之嶽兩人，受到黨內元老的責難， 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職。
鄭為元這一任“總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對內，他須受制於政戰勢力， 尤其王升做了“總政戰部”主任後，政戰系統氣焰更形囂張，而出身軍統的 “警總”老幹部，也在這一時期相繼退役，轉入“警總”“文職部門”，與 政戰系統分庭抗禮，因此，“警總”內部職權的紛爭，耗費了鄭為元不少的 心血。第七任“總司令”汪敬煦：“警總”多事之秋時代 汪敬照出身黃埔十四期，是何應欽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發跡，卻沒有一般情治人員“強烈保守”的心態。由於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較強，故此一度職權甚大。
汪敬煦擔任過臺灣“駐外武官”、“憲兵司令”、“情報局長”， 1978年 6 月，他一上臺，就制定了“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組織規程”，以明定“警 總”的權責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備研究委員會”將“警總” 適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報告，以確定“警總”執法的“法定”職掌。 據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階層的線民比鄭為元任內要多出一倍，它的觸鬚 可延伸至文教界、學術界、新聞界、影劇界，甚至連黨外“主要人物”身邊的朋友，都是他親自布的線。 可是他也是歷任麻煩最多的“總司令”。因為，從他上任後，黨內外的衝突，就不斷的發生。從“中山堂事件”、“餘登發案”、“許信良事件” 到“美麗島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汪敬煦做事勤快，蒐集“情報”十分積極，他廣泛布建，幾乎無孔不入， 令人心驚。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發展。卻無法阻止事件的發生。從林 宅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至今懸而未破的過程看來，汪敬煦作為最高負責人， 實在難辭其咎。
第八任“總司令”陳守山：合籍將領出掌“警總”時代
1981 年 11 月 25 日，由於陳文成命案等影響，蔣經國為改善“警總”的 形象，特意拔擢臺籍將領陳守山出任“警備總司令”。所以，陳守山上臺後， 喊出“大家的警總”的口號，可是，時間證明“大家的警總”，卻成為“查 禁的警總”，這是陳守山“力不從心”還是有違諾言呢？陳守山的女兒，嫁給臺灣大富豪王永慶的兒子，因而與王家歸姻親，但陳守山的兒子因倒閉而捲進債務醜聞。陳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後，只能無為而治——“對上負責、對下服務”，造成“政戰 勢力”與“科員政治”再度崛起，而當局有意剝奪“警總”的權勢，將原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