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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能透過殖民來征服的土地了。”
“在佛教經義中能加入維護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內容嗎？顯然是扯淡，國際性組織的根本就不可能主動去在核心思想中新增這種反全球化的‘分裂思想’。我們的目標已經明確了，不是建立一個直接統治全球的唯一帝國。而是建立一個以帝國為核心的全球化體系。所有的宗教在這個過程中都是工具的地位，一個工具有沒有用處，好不好用是由它符不符合我們需要為唯一標準。在現階段來看。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可以提現強大同化能力和包容性的多神教來作為信仰工具。苯教過於原始過於貧瘠過於簡陋，在資本主義的超高速發展現實面前毫無競爭力，自然要被淘汰。而佛教只要不像印度那些點錯路線的傻瓜一樣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絕對可以支撐到資訊時代。”李基彈了彈手指，對開會的眾多實務派宗教事務官僚說道。
佛教的傳入遭到了苯教勢力的反對，他們利用一切機會掀起反佛風潮。這種苯佛兩教的鬥爭時起時伏，延續了數百年。
300多年前，印度密宗大師蓮花生應贊普赤松德贊之請。來到高原傳播佛教。他巧妙地運用密宗的義理和法術降服了苯教，並封苯教所奉神祇為佛教護法神，將苯教最基本的儀式——火祭接受下來。使之等同於佛教的燒施。這樣就消除了藏地民眾對佛教的陌生感，使佛教在西藏傳播開來。桑耶寺正建於此時，與之同期建造的還有昌珠寺等。
熱巴堅（公元815－836年在位）繼任贊普之位，他繼續興佛。重用僧侶。佛苯兩教的鬥爭又一次激化。崇苯教的貴族權臣將藏王身邊信佛的大臣、王妃、王子。一一除掉，最後將熱巴堅縊死，擁立其弟達瑪（公元838－842年在位）為藏王。達瑪即位後，大肆滅佛，命令各地毀寺焚經，強迫僧人還俗，於是傳佛大師紛紛外逃，佛教勢力一度趨向衰落。從松贊干布興佛至達瑪滅佛。約兩個世紀，藏史學家稱這段時期為西藏佛教發展史上的前弘期。
後來達瑪被一名僧侶刺死。吐蕃奴隸制政權崩潰，奴隸和平民暴動遍及全境。自此西藏地區陷入了漫長的分裂局面，社會緩慢地向封建制度發展。直至公元120多年前，佛教才在一些新興封建主的扶植下逐漸復興，並形成了許多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剛剛形成不久的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另外還有幾個小派。藏史學家把共和曆1828年（耶誕978年）以後，佛教再度興起，形成教派，稱為佛教發展史上的後弘期。至此，一種具有西藏地區特色的佛教（亦稱藏傳佛教或喇嘛教）形成，苯教再也無力與它抗爭了。
“現在也就是佛教這些支派在高原傳播，的確很難統一，也沒有必要統一這些教派，只要他們專注精神文明建設，對其手段也只需要僅僅侷限於藝術和建築技術的教育領域了。我們的目標是徹底收穫當地那些頭人、奴隸主手中的各種權利，把他們變成普通的公民和資本家。廢除奴隸制是必須的，就像我們堅持廢除和我們價值觀衝突的印度種姓制度一樣。
在我看來，高原的居民只有兩件事，一件就是追求活的更好，一件就是追求讓其他人活的更好。在生產力極低的奴隸制社會，我看不出和他們和原始社會有什麼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佛教帶去的精神和文化讓民眾更加情緒穩定看淡生死。”
“他們（高原上的世俗高層和宗教高層）都是追求更多權力財富和地盤的，境界往往比很多文盲一般的狂信徒更低，根本看不清現實和自己到底要什麼。他們很多人還停留在欲界，和那些不問世事或關心民眾疾苦的高僧差遠了。我們難道還用得到依靠這些俗人來鞏固統治嗎？”劉蛟問道。
“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嘛，精神文明建設就讓那些高僧大德負責，物質文明就由那些物慾橫流的俗人來負責。我們不能光給頭人們帶去失去的空虛和仇恨，還要給他們帶去得到的滿足和感激嘛。一個個奴隸主被技術和繁榮帶來的財富和高品質生活侵蝕之後，當失去比死亡更可怕的時候有誰能和我們叫板？十年之內搞定這些奴隸主有問題嗎？”趙守忠問道。
“你真是深得穿鞋論的精髓啊。當這些奴隸主從光腳的變成穿鞋的，他們就很難放棄和我們的緊密經濟聯絡了。那些不過一村一鎮的主權也輕而易舉的收回。哪裡用得了十年。北印度收歸我們之前，高原就能徹底成為後花園了。”
“我從來不相信民眾眼中有什麼東西可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媲美，也不相信有人能在這種大勢面前造次。宗教不僅僅是精神控制和中央集權的工具。也是讓人充分認識自我的工具。那些反動的落後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