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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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明清時期的典籍，懷疑、排斥西方嶄新的世界地理斥之為“邪說惑眾”“直欺人以目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並視之為“鄒衍談天，目笑存而已”根本不予接受。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曾不無遺憾地指出：“艾儒略所著之《職方外紀》，南懷仁所著之《刊輿圖說》，皆足以啟發當時中國人使知世界大勢，然中國人等閒視之，不精求也。”由於此時期絕大多數士大夫對此採取了排斥的態度，因此，世界地理知識在當時的中國並未紮根，當利瑪竇、李之藻、徐光啟一代灌輸西學的偉人辭世後，世界地理知識很快為人忘記、失傳，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識水平反而不如明朝末年。可見，從16世紀上半葉西人東來，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夕300餘年間，中國朝野人士沒有摒棄傳統的古代世界觀，形成近代世界觀。

危險的世界觀（2）

日本則與中國不同，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識沒有僅僅侷限於知識階層，而是滲透到統治階級的最高層併為其所掌握。據日本學者鯰澤信太郎研究：無論是織田信長，還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圖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無疑問都應是新世界地理知識的擁有者。據幕府記錄記載，家康在慶長十六年（1611年），曾看著地圖屏風，與近臣暢談世界大勢，表現出極高的認識世界的熱情。日本統治階級熱衷世界地理知識，對日本歷史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表現在一方面，它可以將此近代觀念直接影響作用於政治中樞並進而影響政治決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無謂的爭論。根據世界地理知識，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別制定了“海外擴張”的經略計劃，發生了秀吉出兵朝鮮，征服呂宋計劃，御朱印船的南洋貿易和日本人進入南洋等事件，“使這一世紀的日本，在國際方面瀰漫著前所未有的開放氣氛。”而反觀此時期的中國。1601年，利瑪竇入北京“朝貢”時，雖然已經將萬國圖交奉明神宗，但並未受到重視，只是將其視為“神器”而已。到清康熙年間，耶穌會士以亞洲地圖進奉皇帝，康熙帝頗感興趣，正式諭令白晉等耶穌會士，歷時10年，繪成《皇輿全覽圖》一張，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用西法繪成的全國地圖。圖成後，康熙帝感慨萬分。的確，從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看，此圖繪成確為一件大事。但康熙帝沒有根據耶穌會士的建成，繪成一幅新的世界地圖，藉以望世界，確是一樁歷史憾事。

同時，世界地理知識傳入，極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發了日本人主動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氣。1582年，日本的大友、有馬、大村三侯派遣了少年遣歐使節，對歐洲文明進行了實地考察，視野大開，獲取了大量的感性認識。而在中國，類似的出洋考察在250年後方才出現。少年遣歐使團在歐洲逗留8年之久，親身接觸體驗了西方文明的存在，1590年少年使團歸國時，向豐臣秀吉進獻了由53頁分圖組成的奧爾特里烏斯世界地圖集，使日本人更為完整地瞭解認識世界，此圖奉交豐臣秀吉，秀吉對此圖極為重視，命畫師將其中一幅放大繪在屏風上，每日觀賞，喜愛至極，甚至在秀吉的扇子上也繪有地圖，足見此次出使影響之大。

由於日本最高統治集團對世界地理知識抱有極大的興趣，加之日本民族的傳統好奇心，使世界地圖在日本的傳播較為順利，沒有發生像中國那樣激烈的爭論。到1603年，深田正室繪出了第一幅由日本人自己繪製的世界地圖，成為日本世界地理學的開端。

由此可知，由於日本人與歐洲人的接觸，眼界大開，在其以前只有中國和印度的世界觀念中又增加了一個西洋的文明世界，已經知道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初步形成了近代地理世界觀。而中國則由於守舊力量的強大和開明力量的弱小，使新世界地理知識得而復失，仍然陶醉於“天朝中心論”的迷夢之中，難以自拔，在近代中日博弈中終於鑄成了盲人瞎馬、落後捱打的局面。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在近代地理世界觀的確立問題上，日本已大大優於中國。

在文化世界觀方面，明清時期，透過與西方文化的接觸，少數開明士大夫開始摒棄文化偏見，承認西學在某些方面優於中國文化，認識到“泰西”諸國並非茹毛飲血的“夷狄”之邦，那裡也有“聲教”、“禮義”，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風俗。據利瑪竇回憶，一位與他有來往的醫生，曾向他表達自愧不如之意。所有這些都說明人們已逐漸對唯華獨尊的“中國中心”觀念產生了懷疑，文化世界觀發生了變化。但在西力東侵的嚴酷客觀現實面前，絕大多數封建士子的腦海中“華尊夷卑”的幻影並未消失，依舊閉目塞聽，堅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