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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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界”，全方位地學習借鑑歐美各

國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種制度並擬訂詳細考察大綱。

影 響：清政府此次遊歷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岩倉使節團取得巨大成效，

推動明治維新各項改革，對日本確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決定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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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世界觀（1）

視野的背後拖著世界觀的影子。它們如影隨形，不分彼此。

十五六世紀，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的程序，西歐開始了大規模的航海探險和殖民擴張，它徹底打破了古代農業社會人類文明區域分割、孤立發展的狀態，使世界各區域文明間的交往聯絡成為可能，揭開了東西方文明衝突融合的序幕。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戰，中日兩國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運，必須迅速摒棄閉關鎖國政策，學習西方，採用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近代化。而欲實現上述目標，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先決條件是：拋棄農業時代傳統的世界觀，樹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觀，認識世界，走向世界。

在16世紀西人東來之前，中日兩國的世界觀都非常狹隘，中國人的地理觀念基本上是“天圓地方”，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早在先秦時期，中國的先民們便認為世界大地是方盤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為有中心，就會有四緣，是方形的，即所謂“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子”。“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以此種地理觀念為基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皆以為中國位於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環海，旁無大國，極其狹隘，對中國以外的地區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確，往往以海洋表示。這種狹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觀極大地限制了中國人對外認識的視野。而日本則因遠離東西大陸，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術的低下，使其視野更加狹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島傳教的耶穌會士路易斯·弗羅伊斯曾驚訝地發現，“由於日本人古來很少與外國交通，根據其地理學和數學將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以及印度。”信奉“三國世界觀”，對於此外的世界則處於茫然無知的狀態之中。

16世紀中葉，隨著耶穌會士和貿易商人的東來，近代世界觀念開始輸入中日兩國，對兩國傳統世界觀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西學東漸的客觀形勢，為中日兩國摒棄傳統的古代世界觀，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觀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契機，在地理世界觀方面，以耶穌會士來華為標誌，世界地理知識開始輸入中國。其代表著作利瑪竇的《萬國輿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利類思的《西方要紀》、南懷仁的《南輿全圖》等，對五大洲、地圓說以及西方的國土、路程、海舶、製造、西學、婚姻、服飾、飲食等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如萬曆十二年（1584年）來華的著名耶穌會士利瑪竇根據其已知的地理知識，加之來華沿途觀察，在廣東肇慶首次繪製了世界地理圖，名之曰《山海輿地圖》，向中國介紹了許多嶄新的世界地理知識，這主要表現在：（一）介紹了五大洲概念，指出世界由歐羅巴、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及墨瓦臘泥加五部分構成；（二）五帶的劃分；（三）地圓說；（四）測量經緯度。這些西方地理知識都是中國士大夫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足以開智化愚，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觀。

以李之藻、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封建士大夫，對西方地理知識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們為自己和國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廣闊的天地而感到慚愧，驚呼：“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錮，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異俗，地靈物產，真實不虛者？”慨嘆：“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處。”對於中國開明士大夫面對科學的現實主義態度，利瑪竇也給予高度評價，他說：“中國人稱為天圓地方，而中國則位於這塊平原的中央。由於有這個看法，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地圖時，發現他們的帝國不在地圖的中央而在最末的邊緣，不禁有點迷惑不解……然而現在中國人大多承認他們以前的錯誤，並引為笑談。”這說明一部分開明士大夫已經率先打破“中國中心論”的世界觀，開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識。

但絕大多數國人對近代世界地理知識，則採取了半信半疑，甚至抵制的態度。1584年，當利瑪竇第一次向中國人展示《山海輿地圖》時，因將中國置於“稍偏”的位置之上，而遭到人們憤怒的抗議，迫使利瑪竇重新把中國畫在地圖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