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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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緩慢的弱點。其具體執行軌跡與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著“器物”、“制度”、“精神”這一“先易後難”的路徑前行的。60年代，洋務派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戰面前，首先意識到從技術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後，維新派和革命派才開始認識到制度變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謀求制度變革；在政治革命屢遭頓挫之後，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悶困頓中萌生文化啟蒙的念頭，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飆，企圖從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進現代化。從中日現代化的早期推進歷程可以看出，早在現代化發軔之初，兩國便存在著明顯的“層次”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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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80餘年的“時間差”（2）

與日本相比，中國早期現代化缺乏一種“自下而上”的現代化的“承載者”和呼應力量。在非西方後發現代化的行程中，由於其社會內部缺乏自發產生工業文明的主體，因而，其現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進行，這就使其社會精英人物的主導意識，深刻地影響著現代化運動的程序，往往起著推進或遲緩的作用。但事實上，中日現代化不僅在政治統治者和社會精英的現代化“發動力”層面存在著差異，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現代化的“承載者”和呼應力量方面存在著更大的差異。從總體上看，這一“差異”主要表現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推進力量之外，還存在著“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承載力量”，而在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上下呼應”的力量格局。在日本，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由於幕府大力提倡學問，獎勵辦學，在日本3000多萬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識字，這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頒佈《學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時起，日本的教育事業更為普及，創造了當時亞洲最高的就學率，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國民，為日本現代化營造了一個堅實的“知識底座”；其二是日本社會上還出現了一批由舊武士、農民、市民等階層轉化而來的實業家，這些實業傢俱有一定資本、一定事業能力和企業家精神，成為將外來的工業文明轉向內部的強有力的承擔者，正是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力量相互呼應，才使得日本的現代化能夠較為順利地向前推進。而在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上下呼應”的格局，19世紀下半葉，雖然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傳統士大夫仍醉心科舉八股，鄙視西學，教育空疏，學風腐敗，已達病入膏肓的程度。雖然洋務派也興辦了一些新式學堂，但在頑固派激烈的反對下，應者寥寥，社會影響甚微。直到20世紀初以癸卯學制的頒佈為標誌，才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新學制，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國的現代化缺乏民間的“承載者”和應有的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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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王朝的視野（1）

年之前

在距離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動之前，一個王朝的視野，是怎麼漸漸開啟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正巧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要請假回國，總理衙門便派知縣斌椿父子與三個同文館學生隨其赴歐洲遊歷，“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遊歷。1868年，清政府又派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率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孫家谷等組成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11國。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國，就天津教案向法國道歉，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燾出使英國，就馬嘉裡案件向英國致歉，並出任駐英使臣，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駐外使臣。清廷以後又陸續派出駐美國、日本等國使臣。1878年，四川總督丁寶楨曾派遣江西貢生黃懋材赴緬甸、印度等國遊歷，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員出國遊歷。1884年，御史謝祖源上了一個奏摺，名為《時局多艱，請廣收奇傑之士遊歷外洋》。他建議“今翰詹部屬中不無抱負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國酌帶二員，給以護照，俾資遊歷。一年後許其更替，願留者聽，其才識出眾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備他日使臣之選，亦可多數員熟悉洋務之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