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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猓�漵喔魘』蠐忻�奘擔�蚣跎偌蘋�Ｕ憬�懦埔呀ǔ梢徽潁�導噬瞎儔�共宦�5000人，不足定額的一半。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6鎮之所以比較順利，除了同袁氏的積極努力分不開之外，還因為北洋軍有拱衛京師之名義，可以依賴戶部向各省攤餉。故有人抱怨說：“徵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於經費不夠，有的學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國人曾說道：“嘗見中國北部某城，其廣袤僅與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間，所謂學堂驟達二十七所，初、高等兩等小學外，如農業，如法律，如陸軍，如巡警，如女子，固無不應有盡有。乃辦理之法，無一適宜，曾無幾時，相繼閉歇，其碩果僅存者，亦只餘五六所而已。”河南開封的經濟與文化、教育在全國都不能算是落後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時報》刊文稱，該地每所小學堂的就讀人數僅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無力解決經費困難，唯一的辦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過場外，就是不斷加重舊稅，增設新稅。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聲之大，都是舉世罕見的。以厘金為例，原本作為權宜之計的厘金歲入總額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賦總數，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所謂“值百抽釐”早已成了一句空話，所徵貨類實際上少則數百種，多則千餘種。“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積貧積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攤派與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層人民的接連反抗，或毀厘卡、擊警局，甚至衝搗學堂，既帶來社會的動盪，使外部社會環境不利於“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異己力量。

清朝統治者能否駕馭和消化“新政”的有關成果，並且有計劃地納入不斷推進的改革軌道中，成為深化改革的一種動力，而不至於成為統治者的對立物，也許這是最為關鍵的一著，否則，其結果必然是“走錯房間”和種瓜得豆。

先拿新軍來說，既然新軍屬於頗具早期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它能否始終如一地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發生脫節現象，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況且，各省新軍從籌餉募兵，到訓練成軍，多由地方督撫直接負責，較之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獨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財權與軍權已十分有限，各省新軍在皇朝政治危機到來的關鍵時候能否始終如一地聽從中央調遣，在較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各省督撫對中央的態度，尤其取決於清皇朝對各省督撫的政治威懾力與控制力。另外，既然新軍要求士兵既年輕，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輕又不乏出洋留學經歷或接受國內新式學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懷，從而喬裝打入新軍。他們一旦走進營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輕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傳反清思想，甚至組織反清團體。像吳祿貞那樣帶著傳奇般的反清履歷而手握鎮統兵權的高階將領固然罕如鳳毛麟角，但同屬留日學生出身或國內新式學堂出身的中下級新軍軍官就比較普遍，他們對歷史發展潮流、國家政局與皇朝的腐敗都比舊軍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開始將效忠國家同效忠皇朝兩個並非同一的概念適當區別開來。因而，當反清革命的高潮到來時，欲期他們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賭注，死心塌地同清朝當局站在同一戰壕作戰，那是很困難的。他們至少可以先持冷靜觀望態度，然後決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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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2）

再拿實業建設來說，工商業在本質上屬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君主專制統治的異化物。歷代專制皇朝之所以鄙視工商、嚴控工商和壓抑工商，鹹以重農抑商為國策，而且還“教化”出重義取利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範，應該說是事出有因，並非純屬統治者的愚昧或個人偏見所致，但是新政的實行卻出現了南轅北轍的情況，而這一點是晚清政府無力駕馭的。新政期間，既然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有了比較明顯的增長，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級和社會群體以商會與市場為紐帶而基本形成，那麼，作為典型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還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間，而經濟上的自由發展又必須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賜還遠遠不夠，而且還不乏隨意性和可塑性，沒有比資本家階級自身參與政權更令人放心。對於以精打細算為職業特徵的新生資產階級來說，此中道理也是無師自通的。基於此，他們藉助於日俄戰爭對中國朝野的強烈刺激，有感於孫中山領導的一次又一次反清暴力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