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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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非常熟悉了。學生們身穿西式服裝，像大街上每天穿著考究的紳士們一樣。長長的黑髮編成一條長長的辮子垂在身後，底端細心地捲起放在了衣服旁邊的口袋裡。不少人戴著眼鏡，悠閒雅緻的神情就像當地的新英格蘭人。許多他們居住的美國家庭的成員都來火車站送別，大家都希望這次召回只是短暫的。

最後一批孩子於9月26日離開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來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紐釦眼裡，都掛著一條告別的黑白絲線。

“留美幼童”被召回時，有兩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譚耀勳。他秘密逃跑後，“留美幼童”同學們集體湊錢幫助他。1883年，譚耀勳完成了他在耶魯大學的學業，獲得了在紐約中國總領館的一個職位。但就在這年秋天，他卻因肺病客死他鄉。他死後，葬在曾生活過的美國家庭的墓地裡，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後代稱為逆子的容揆。

留美幼童被召回後，幾乎參與了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的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首先，他們大多參與了清末對抗列強侵華的海上戰爭。

1881年，中國海軍的基礎建設已大規模展開。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師、廣東水師、福建船政、江南製造局、大沽魚雷局在內的海軍系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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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3）

1884年中法海戰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參加，4名犧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至今，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檔案中，還留有他們陣亡的記錄。

10年後，一些幼童已成長為中國最早的新式海軍軍官。他們和清末派往歐洲學習海軍的留學生一起，組成了清末海軍的領導系統。可以查實的資料證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為艦長、大副或參謀，參與了19世紀末最激烈的海上戰爭——甲午海戰，他們是：“濟遠”號幫帶大副沈壽昌，“致遠”號幫帶大副陳金揆，“廣甲”號艦長吳敬榮，“廣甲”號幫帶大副宋文歲羽，“廣丙”號幫帶大副黃祖蓮，“定遠”艦參謀吳應科，“定遠”艦魚雷大副徐振鵬，“鎮遠”艦槍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陣亡。

李鴻章等人數十年的心血被毀於一旦。甲午戰爭中，海軍中的留學生們或死或傷，或是被日軍俘虜，或是被朝廷革職。“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中國自強培養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卻成為自強運動末日的目擊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誠，作為清廷全權議和大臣的隨員，隨代表團到達日本廣島。30歲的梁誠已經是一名職業外交官，當年被“召回”後，他曾是“電報生”，後來考上總理衙門的章京（秘書）。1886年到1889年，梁誠隨公使張蔭桓在中國駐美國使館工作。20世紀初，他成為中國駐美公使。

在梁誠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談是最屈辱的經歷。他們到達日本的那天，威海剛剛陷落，北洋海軍的指揮中心劉公島尚未被攻克。為了推遲議和，在戰場上獲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難中國議和使臣，指責中國與世界各國背道而馳，稱中方的外交文書不合規格，議和大臣不具有締約的全權。他們要逼出“名位極崇能肩重擔”的最高代表李鴻章，到日本議和。

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到達日本馬關。在李鴻章隨員名單中，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聯輝。林聯輝是李鴻章的醫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誠一同就讀麻省安道渥的菲利普學校。

他是李鴻章身邊的醫生，比常人更能體察這位72歲的總督的身心創痛。戰爭無可挽回地失敗，李鴻章知道失敗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國人的道德觀裡，戰敗後的妥協仍是賣國，他絕不願受萬世唾罵。在光緒皇帝召見時，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說，不敢承擔”。又說：“割地是不行的，議不成我就回來。”直到光緒最終做出“割地”的決定，授予他“商讓土地之權”，他才勉強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進行了3次唇焦舌噪的談判後，李鴻章返回駐地，當他的座轎行至行館附近時，一名日本年輕男子忽然從人群中閃出，在離轎不到兩米的地方，舉槍射擊。子彈擊碎了李鴻章眼鏡的左鏡片，擊中左顴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聯輝疾步趕上來，只見李鴻章流血甚多，鮮血濺滿袍服。他迅速為李鴻章止血裹傷，李鴻章稍稍甦醒，卻暈眩難支。他喃喃地說：我還以為我必死無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