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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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主張多派學生赴日學習，並鼓勵自費留學。

1904年1月，清政府頒佈了著名的“癸卯學制”，模仿日本的成功經驗，這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實施的正式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為5年制，高等小學堂4年，中學堂為4年，高等學堂及大學預科3年，大學4年，自進小學到大學畢業，共需21年。此外，初等小學堂之下有蒙養院，大學堂之上有通儒院。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決定廢除科舉，這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可以說其重要性超過了後來的辛亥革命。科舉制是維繫中國宗法專制社會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徵，廢除科舉，標誌著中國傳統社會的近代轉型走向深入。12月6日，領導全國教育事業的新機構——學部也正式成立了。從那時起，中國有了第一冊全國統一的教科書，1907年春《初小國文教科書》第一冊誕生了；從那時起，中國教育便有了視導，考試製度，這是清末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從那時起，中國便有了全國範圍內的學務統計。

教育：差距是什麼（3）

３。　差距是驚人的

但是中日近代教育的差距是驚人的。

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計劃有目標的均衡發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由教育落後的國家而躋身教育發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行列。而中國在19世紀後半期，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前，近代教育發展相當緩慢，嚴格地說還處於啟動階段。儘管20世紀最後20年，近代教育發展迅速，但由於基礎極端薄弱，仍是相當落後。日本領土只有中國的1/30左右，人口只相當於中國的1/8左右，而在1920年，它的在校小學生人數為8633000人，中國只有4852642人，只相當於日本的一半多一點；日本在校中學生為337300人，中國是117740人，只相當於日本的1/3強；日本在校大學生為70900人，中國為17262人，只相當於日本的1/4左右。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起步興辦近代教育，然而只過了短短六七十年時間，日本就把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兩國的差距是驚人的。其主要表現為：

第一、領導者的素質是導致中日近代教育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

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的領導者均是體制內的舊官僚，他們很難說有多少近代眼光和超前意識，而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卻是熱情有餘，能力不足，他們明顯缺乏治理一個大國的素養，沒有處理突發事件的經驗。

相比之下，日本推動教育發展的主體是明治政府。這個政府是在與幕府的實際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其主要成員，大多是既有深厚學養，又有豐富的政治活動經驗；既對本國事務瞭如指掌，又能清楚地認清世界形勢的資產階級改革家。我們如果把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對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緒皇帝對比，高低上下一清二楚。

第二、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國家經濟發展一直比較迅速，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國家財力得到加強，投資於近代教育的經費不斷增加。1873年，文部省經費在各省中最高，但只有138．2萬日元，人均0．04日元。隨著經濟發展，教育經費大為增加，1907年度達到6273．3萬日元，人均1．321日元，為1873年的35倍。

對比日本1868年以後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國可謂是風雨飄搖。危機四伏。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內有各地反清勢力層出不窮的威脅，特別是同盟會成立後，清政府的生存環境更是十分惡劣。《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賠款加利息高達15億兩白銀，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援能力。經濟落後影響教育進步，教育落後反過來又制約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第三、日本新政權建立後，就立即派巖倉使團出訪歐美列國，學習西方富國強兵的先進經驗。“脫亞入歐”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標。日本的教育體制先後學習了法國、美國和德國，雖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畢竟是堅持不懈地學習西方。

清政府和中國人從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進步和可怕實力，對日本的經驗奉若神明，把日本當作學習的榜樣，實際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帶有濃厚的專制色彩。繼續學習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日本可以直接從西文譯書，中國人卻經日文轉譯，日本青年直接去歐美髮達國家學習，中國人卻以去日本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