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第2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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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4）

李鴻章的身邊，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亞於日本的西學人才。可是中國的西學人才，在19世紀末絕無可能涉足政治，絕無可能影響決策，絕無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那樣，去研究制度，設計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個難以改變的制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在李鴻章最後的日子裡，有一位“留美幼童”，作為幕僚，始終陪在他身邊。他是瑞薩萊爾理工學院的學生、“定遠”艦的作戰參謀吳應科。吳應科在戰爭中表現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圖魯”（蒙語“英雄”）稱號，但他憤於政治的腐敗，將得到的勳章和軍服上的軍階標誌束成一包，扔進了大海。吳應科和他的留美同學們已經不再是孩子，他們在苦難中成熟。他們目睹了洋務運動的落幕和李鴻章的離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殮衣、不能言語的李鴻章整整一天瞠視不瞑，臨終的一刻，老淚流過面頰。

在這場與“文化報國”有關的角鬥場上，李鴻章終於看到了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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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差距是什麼（1）

１。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作為全國教育最高行政機關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橋（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觀念，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訂全國統一的學制作為一項中心任務。1872年8月，《學制》等三份檔案同時釋出實施，標誌著教育改革的正式開始。

在檔案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舊式封建主義教育，宣揚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觀念，並提出了“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國民皆學”的教育政策。

學制參照法美兩國教育體制，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區，每區設大學一所，每一個大學區分為32箇中學區，每區設中學一所，每一箇中學區分為210個小學區，每區設小學一所。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統一的學校體制。

1873年，跟隨巖倉使團出訪歐美列國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國內，擔任了文部大輔（副部長），並出版了《事理功成》一書，對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評估。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國後出版了歌頌美國自由主義教育體制的《美國教育法》。1879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頒佈，取代了《學制》。

《教育令》與《學制》相比，不同之處有：廢除學區制，由町村設立小學，改變管理上過於集中的弊端，實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學的地方，不再設立公立小學，減輕國家負擔；財政上確有困難的地方，無力設立小學時，可採用教師巡迴上課的方式；兒童在6至14歲的8年之內，人四年上學，每年上4個月即可；取消學區監督一職，設立公選學務監督委員會。

1880年2月，河野敏鐮繼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國教育之後，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內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義”，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學校的監督權利，強調國民義務教育，《改正教育令》將義務教育年限從16個月改為3年，不就學者必須由縣長批准，課程改置，一律按時文部省頒佈的大綱執行，將修身課列為首位，加強德育教育。以後，政府又陸續頒佈了《小學校教則綱要》（1881年5月），《小學教員通知》（1881年6月），《幼學綱要》（1882年2月），進一步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

國家主義教育體制的出臺，是與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的。為了鞏固明治維新的成果，樹立天皇的絕對權威，日本抓緊進行君主立憲制的準備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將用內閣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聲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禮則成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與森有禮都認為，應當以德國為榜樣，奉行國家主義。具體到教育領域，森有禮倡導“國體主義教育”。它包含三個要點：⑴為了國家富強而辦教育；⑵為了維護國家政體而實施，“國民皆受軍事訓練”的教育；⑶在學制上，主張“以國家辦學為主”；在學校行政上，要根據“國家經濟理論”來辦學。

在森有禮的主持下，文部省頒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稱《學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1889年的《實行教育令》。學校令把小學和中學分為兩個階段，小學分成尋常小學四年，高等小學四年，尋常小學作為國民教育，高等小學為中學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