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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建議中日同時撤兵。但是,日本欲發動戰爭,以乘機排斥中國在朝勢力,獨霸朝鮮的決心已定,他們是不甘輕易退出朝鮮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顧及國際輿論。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師出無名”的被動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謂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企圖“以共管朝鮮之難題,以窘中國”。
果然,當日本向中國提出“改革朝鮮內政方案”後,中國“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藉此控制朝鮮,拒絕了這一提案。當時,李鴻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談判來解決中日紛爭。他竭力活動於英俄之間,乞求他們出面調停。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不甘落後,更是採用了軍事、政治、外交齊頭並進的政策,“在軍事上一切皆欲先發制人”,積極增兵朝鮮;在政治上,對朝鮮政府施加壓力,排斥中國在朝鮮之勢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鮮進而發動侵華戰爭,如得不到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援或中立,是相當危險的,所以“他們費苦慮於外交之操縱”,積極主動爭取歐美各國,施展外交伎倆,“以利益均沾之說牢籠各國”,力圖避免歐美列強聯合干涉其侵略活動。
當時,在遠東有最大利益者,為英俄兩國。沙俄自從19世紀中葉侵佔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廣大地區之後,就進一步力圖在遠東取得不凍港,進而把中國東北和朝鮮變為它的勢力範圍。因此,對於日本向朝鮮的擴張,沙俄是有戒心的。故當李鴻章請求沙俄政府出面調停迫使日本從朝鮮撤兵時,沙俄駐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應諾”,表示了干涉的決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後,十分驚慌,陸奧宗光立即與駐日俄使希德洛夫進行了會晤,保證無意佔領朝鮮,僅是要朝鮮改革內政以保證朝鮮獨立而已。於是,俄國“積極干涉之心頓減”。但俄國政府對日本仍不放心,1894年6月30日,希德洛夫曾交一照會給陸奧宗光,勸告日本政府容納朝鮮要中日撤兵的請求,並警告日本說:“若……拒絕與中國政府同時撤退其軍隊,則日本政府應負重大責任。”日本政府接到照會後,立即進行研究討論,它還透過駐俄日使瞭解到,俄國雖然對遠東寄予的慾望遠大,但它的西伯利亞鐵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艦隊也還軟弱,沒有多大力量來採取武力政策。日本政府認為這時沒有應俄國忠告而撤兵的必要。於是,日本就比較委婉地拒絕了俄國撤兵的建議。同時,為使在遠東問題上猜忌素深的英俄兩國互相牽制,日本政府就將朝鮮問題通告英外務部。英外務部就命其駐俄公使告訴俄外務部說:“英國並無用恐嚇手段強日撤兵之意。”俄國當初願出面干涉,主要是怕不允中國所請,中國會“舍而求英,徒予英人殖勢良機”。此時,俄國見日本拒絕了它的要求,英國表明了“中立”態度,若再採取干涉行動,恐會引起列強(特別是英國)的猜忌,且萬一日本勝利,俄國將會處於不利的地位。考慮到這些因素,沙俄就不願捲入漩渦,去冒與英、日對立的危險了。對此種情況,日本亦甚為了解,為拉攏俄國,更加孤立中國,日本還表示若日本一旦佔據朝鮮,則將盡力保護俄國在朝鮮的利益。日本的承諾,沙俄感到滿意,俄外相立即表示了不干涉的態度,日本終於掃除了發動甲午戰爭的一大障礙。
外交力:以一場戰爭為賭注(2)
為了避免在遠東國際政治舞臺上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英國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頗費心機。英國當時奉行所謂的“光榮孤立政策”,極不願打破遠東的現狀。它是承認中朝藩屬關係的,其政策的著眼點是支援中國加強控制朝鮮。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就想方設法親近英國、拉攏英國。當駐日英國臨時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議說,中國政府對於從前日本政府所提議之案,有附有某種條件再商議之意時,日本不敢得罪英國,卻故意在與中國談判時,提出與中國相反的和使中國無法接受的意見,致使雙方談判無法進行下去,然後再把談判失敗歸罪於中國,挑起英國對中國的不滿,爭取了外交上的主動。
為了使英國保持“中立”地位,日本還滿口答應了英國提出的“此後中日兩國開戰時,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其附近為戰爭運動”的要求。同時,日本政府還了解到,英國的遠東政策中還包含有防止俄國在遠東擴張的一面,英國早就密切注視著俄國勢力向遠東和中國侵略的動向了,為了不讓日俄結好,損害它的遠東利益,英國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邊來,共同對付俄國。於是,日本趁機提出了自明治維新後,一直是頭等重大的外交課題——修改日英條約。在日英雙方商談改約之時,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