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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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兩個國家的“大考”（4）
中日統治者對形勢的認識與判斷，還與雙方處理兩國爭端的不同經驗頗有關聯。甲午戰爭前，中日爭端曾多次發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把中日兩國推向戰爭邊緣；1875年後日本強行吞併中國藩屬國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爭；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後派兵侵入朝鮮鎮壓反日起義、控制朝鮮政府（壬午之變）、策動親日派在朝鮮發動宮廷政變並直接派兵入宮挾持國王（甲申之變），迫使清政府對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軍事對峙。這些爭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鴻章主要負責處理。他一貫立足於妥協求安，儘量藉助於外國“調停”，“於臺灣則酬以費，於琉球則任其滅”。在朝鮮問題上，雖然對日本反覆強調中朝宗藩關係，最終還是在1885年訂立中日《天津條約》，承認雙方對朝鮮的同等派兵權。每次爭端的結局，都是損害中國而使日本得利，但兩國關係終未決裂，正式戰爭沒有打起來。透過處理上述爭端，李鴻章雖然感到日本“最貪小利”、“尋釁而來”、“其願望未嘗不奢”，但似乎認為總有辦法避免“事機決裂”，“無傷中、日和好之誼”。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挑起爭端後，李鴻章憑這種經驗，加以認為國際公法有效，俄、英的“調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當無戰事”的誤斷。總理衙門也希望像解決1884年甲申事變那樣，平息中日爭端。而在日本方面，它從以往歷次挑起和了結爭端的過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對手李鴻章的底蘊，認為“不足懼”；此外，歐美列強“調停”中日爭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難以為繼之時，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認日本侵略行徑為“義舉”、付給50萬兩白銀；又如1884年甲申事變後，日本藉助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對朝鮮的同等出兵權。如此這些，也讓日本當權者深深地感受到歐美列強的實際傾向。本著這些經驗，日本當局在完成陸、海軍擴充計劃，作好充分準備而利用甲午朝鮮局勢興師挑戰時，就料定不會遭到清政府的堅決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調停”，也認準它們不會真正幫助中國而與日本採取敵對立場，因而毫不動搖地堅決地發動了戰爭。
毫無疑問，正是由於中國在上述種種“功課”中準備不足，最終導致判斷失誤，輸掉了“甲午戰爭”這場以兩個國家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場戰爭為賭注（1）
1894年，一場戰爭讓中國向左，日本往右。
實際上雙方的勝負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明瞭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會綜合國力的第一考察指標。
結果是——日本勝了，中國敗了。
戰前乃至戰中，日本政府對於各國形勢洞若觀火，乃能操縱自如。他們將各國利害之深淺，決心之有無觀察明瞭，一絲不錯，然後因之或妥協、或硬拒、或婉拒，從而使各國自行收手，使中國陷入絕對孤立。
因此，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所取得的軍事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基於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則透過這場戰爭，狂勝中國，贏得了兩億兩白銀的賭注。
當然還有更多。
1894年，朝鮮境內爆發了農民起義。訊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報紙爭相報道。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此時正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之良機，“不可失之交臂”。當他得知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求援，中國派兵進入朝鮮的訊息後，立即召開了內閣會議，決定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的名義乘機出兵朝鮮。6月5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返回朝鮮。陸奧宗光以此為名，派軍艦送行，各艦海軍陸戰隊達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陸軍隨後又分批出動，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約達一萬人左右。這時，農民起義軍已向政府停戰，朝鮮政府便向中日雙方提出了撤兵的請求。清政府根據《天津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