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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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海軍船隻一無所用，真可殺也。”禮部右侍郎志銳、御史安維峻、鍾德祥、翰林院編修張百熙、侍讀文廷式等紛紛上書彈劾，力主撤換丁汝昌，而其實際的目標，卻是主政的李鴻章。

晚清的清流黨人們沒有什麼固定的組織，但卻是一支可以左右政壇的重要勢力。其成員基本都是傳統科舉考試上來的官僚。這些歷經寒窗，滿腹八股的官員們醉心於陳腐的名教道德文章，昧於世界局勢，卻左右著中國社會的輿論走向，引導著傳統知識階層的價值取向。清流黨以臧否人物、議論時政為能事，卻對近代洋務事業一無所知，更擔心有洋務改革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會觸及其既得利益，因而對於洋務持天生的排斥態度。對具體操辦洋務的李鴻章和淮系集團更是敵視。在對外交涉上，與洋務派所採取的妥協但務實的態度不同，清流黨人“大都與外國人少有接觸，對於中西實力之懸殊，頗無所知，亦幾於無法想象。唯見外人之活躍強橫，無孔不入，而我方則遷就屈辱，勉求息事，憤懣莫名，隨自然歸咎於當軸大臣之畏怯無能，甚而詆為漢奸。中外有事，此輩攘臂言戰，殆事不利，則歸於用人不當，唯其不審外敵之強，故亦不知中國之弱與危”。這派勢力對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完全懵懂無知，對外策略上全憑想象和一腔憤懣，對於李鴻章力求妥協極其不滿，一方面高聲主戰，卻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作戰；甚至提出了徵集全國拖網漁船，堵塞日本長崎港口，困死日本海軍的“策略”，與鴉片戰爭時代寄希望於馬桶穢物能降伏英國艦隊的顢頇愚昧如出一轍。近半個世紀過去，中國傳統知識階層的思想竟絲毫沒有進步；另一方面，主戰派對李鴻章多方攻擊，或稱其膽小怯懦，或稱其別有用心，更有稱李鴻章年老昏聵，性情乖異，要求清廷予以撤換。

事實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採取保守的戰略，既有其對實力對比的現實分析，也有當時中國海防思想不成熟、不完善的根源。應該說，李鴻章對當事雙方戰力的估計是比較準確的。海軍多年未曾增加新艦，也沒有購買新式火炮，其技術已經逐漸落後。自琅威理去後，艦隊的訓練也江河日下，加之貪墨盛行，保養低劣，內爭不斷，北洋海軍的真實戰力已經堪憂，久歷宦海的李鴻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以這樣一支雖然看起來實力強勁的力量與新興的日本艦隊爭衡海上，結局如何殊難逆料。而一旦戰敗，二十年的心血，朝中的攻訐，更有國運的危亡，都不可能不壓在他這個主政的北洋大臣的身上。在他看來，海軍出戰必有傷損，無疑對自己的實力造成打擊，遠不如保持一種現實存在，實現戰略上的威懾以震懾日本更為現實可行，而且也可以為和談留下一個有力的砝碼。

另一方面，整個清廷從上至下也沒有任何人對於近代海防有一個明確而根本的認識。儘管到1889年時，中國海軍擁有戰艦6萬噸，規模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九，卻沒有認識到近代海軍的根本意義和海軍應用的根本戰略，對於採用沿海防禦還是外線進攻沒有一個基本的、明確的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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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戰（5）

鴉片戰爭給予了當時的清朝廷重大的衝擊，數目龐大的舊式水師連對手的少數二線舊式船艦也無法抵擋，因而被迫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的陸防思想。然而，這一思想本是建立海上力量在技術、戰術上絕對落後的不得已選擇，卻影響了後來的幾代當權者。甚至李鴻章也認為：“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始終沒有認識到制海權對於有漫長海岸線的沿海國家的重要意義。而北洋艦隊的保守避戰的根源大概也就出在這裡。

而日本方面的戰略考量卻與之截然不同。僅以日本頻繁活動於煙臺、威海的間諜宗方小太郎向國內發回的第11號報告為例：

今日之急務，為以我之艦隊突入渤海海口，以試北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威海、旅順作戰。彼若不出，則可知其怯。我若進而攻擊威海、旅順，則甚為不利，應將其誘出洋麵，一決雌雄。……根據鄙見，我日本人多數對於中國過於重視，徒然在兵器、軍艦、財力、兵數等之統計比較上斷定勝敗，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勝矣。

連一個間諜也能有如此的評判，還能說當時的清朝廷敗得偶然麼？

如果說李鴻章尚且因為是朝廷的股肱，慈禧太后也倚重於他，因而清流黨人尚且難以撼動的話，直接督率海軍的丁汝昌無疑是一個更好的靶子。前面引文已經記載了光緒對丁汝昌的嚴重不滿，而至8月25日的軍機例會中，討論到御史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