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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它射到別處去了。
我們只能認命。
當他站在這幢大樓的屋簷下，猛吸著大麻香菸，目光呆滯地看著過往車輛時，一個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悠然地朝他走來。
“弗林克先生嗎？弗蘭克·弗林克？”
“你都知道了。”弗林克說。
這個人出示了證件：“我是舊金山警察局的。我有抓你的逮捕證。”
他已抓住了弗林克的胳膊，他被捕了。
“因為什麼？”弗林克要求知道。
“詐騙。奇爾丹先生，美國工會美術品公司的。”
警察扭著弗林克沿著人行道走去，另一個便衣警察走上前來，一邊一個夾著弗林克。他們推搡著他向一輛沒有牌照的車走去。
這就是時間所要求於我們的。弗林克被塞進車後座，夾在兩個警察中間時這麼想。
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第三個穿制服的警察開車，他倏地把車開上了街道。
這些狗崽子，我們只得服從。
“你有律師嗎？”其中一個警察問他。
“沒有。”他答道。
“到局裡他們會給你一串名單。”
“謝謝。”弗林克說。
“那些錢你是怎麼處理的？”稍後，他們的車停在卡尼大街警察局的車庫時，有個警察問。
弗林克說：“花掉了。”
“全花了？”
他沒有答理。
其中一個警察搖搖頭笑了起來。
他們從汽車裡出來時。一個警察問弗林克：“你的真名叫芬克吧？”
弗林克不寒而慄。
“芬克，”那個警察重複了一遍，“你是個猶太佬。”他拿出一個很大的灰色卷宗，“歐洲難民。”
“我出生在紐約。”弗蘭克·弗林克說。
“你是納粹的逃犯，”警察說，“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弗蘭克·弗林克轉身就跑，逃出了車庫，三個警察大聲喊叫起來。
跑到門廊，他發現自己面對著一輛警車，幾個身著警服、全副武裝的警察擋住了他。其中有個警察笑眯眯地端著槍走上前來，啪的一聲給他銬上了手銬。
那個警察猛地一拽手銬，他就乖乖地跟著往回走了。
銬子卡進了肉裡，卡到骨頭裡去了。
“回德國去。”一個警察打量著他說。
“我是美國人。”弗蘭克·弗林克說。
上樓的時候，有個警察問：“他要不要在這裡登記？”
“不要。”另一個說，“我們把他交給德國領事館。他們要按德國法律審判他。”
壓根兒就不存在什麼一大串名單。
塔格米先生坐在辦公桌前，舉槍對著門，一動不動地有20分鐘之久。這時貝恩斯先生在辦公室裡踱來踱去。那個老將軍想了想，拿起話機，要通了舊金山的日本大使館。但沒能直接和大使通話，一個官員告訴他，大使離開了舊金山。
這樣特迪基將軍又往穿越大洋彼岸的東京掛了電話。
“我問一下國防大學，”他對貝恩斯先生解釋道，“他們會與駐紮在我們附近的帝國武裝部隊聯絡。”他似乎並不太驚慌。
那麼我們在幾小時之內就可以得救了，塔格米先生自言自語道。可能從航空母艦上派日本海軍陸戰隊來，帶著機關槍和迫擊炮。
從最佳效果來看，透過官方途徑打電話，效率很高，但令人遺憾的是時間耽擱了。在我們下面，黑衫隊的小流氓正在肆意棒打秘書的職員們。
然而。他個人幾乎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想能不能試一下，與德國領事聯絡一下。”貝恩斯先生說。
塔格米先生自有主張，他要伊芙頓基安小姐帶著她的錄音機進來，把對H·賴斯先生的緊急抗議的口授記錄下來。
“我可以打電話給賴斯先生，”塔格米先生說，“用另一條線。”
“請吧。”貝恩斯先生說。
塔格米先生依然舉著44型左輪手槍，他的收藏品，撳了撳桌上的按鈕。這是一條不對外的專線，專門為機密通訊裝置的。
他撥了德國領事館的電話號碼。
“你好，請問找誰？”單調的男聲，很濃的職業化腔調，不用說是他手下的人。
塔格米先生說：“請找尊敬的領事閣下，賴斯先生，有急事。我是塔格米先生。在帝國貿易商場供職，任總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