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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激烈巷戰，收復多倫。
為了應付蔣介石和汪精衛軍隊的進攻，馮玉祥只好把吉鴻昌、方振武等部隊從抗日前線調回張北、宣化。他們與何應欽入察部隊前鋒相距不過十三四里。7月18日，中央軍的鐵甲車突然開過下花園。馮部只好將辛莊子鐵橋拆毀，以阻止鐵甲車前進。
日軍以同盟軍攻佔多倫，破壞了《塘沽協定》為由，派平賀旅團、茂木旅團聯合漢奸張海鵬部共2萬餘人，與中央軍夾擊同盟軍。馮玉祥受到兩面夾擊，形勢十分危急，遂向全國發出通電，說明因抗戰而獲罪中央，請各方主持正義。
他的通電立即得到全國的響應。李濟深、陳銘樞、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等以強硬態度致電南京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請“速停入察之師，若仍執意冥頑，抑內媚外，決取斷然處置”。
面對各方強大壓力，蔣介石雖未立即開戰，但已調集了16個師、2個戰鬥機隊和8列裝甲車，與日軍一起把同盟軍團團包圍，並且步步進逼，包圍圈愈來愈小。7月28日蔣介石向馮玉祥提出四項最後通牒：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二、勿妨害中央邊防計劃；三、勿濫收散軍土匪；四、勿引用###頭目，煽揚赤禍。並說事關察省存亡與全國安危，萬不能因循遷就。
馮接此通電後，於7月30日向全國通電說：“吾人抗日，誠為有罪，而克復多倫，則尤罪在不赦……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如中央嚴禁抗日，抗日即無異於反政府，則不但軍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應得之罪，亦即甘心。”馮玉祥雖然不畏強壓，但日中軍事合圍愈來愈小，內有財政困難，外無援助，同盟軍內部又發生了動搖，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響。他召開了軍政會，在會上說，如引起內戰，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收取漁人之利。為了儲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護。會上決定取消抗日同盟軍的名義。馮玉祥再度回泰山隱居。
8月14日臨行前晚上，馮召集抗日同盟軍高階將領20餘人話別，並組織了抗日救國同盟會，志願者歃血為盟，用鮮血在日佔四省地圖處書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然後向國恥地圖宣誓，作為分手後共同奮鬥的目標。
馮玉祥走後，對全軍影響很大，不少官兵發牢騷說：“既然馮司令都走了，我們抗日還抗個啥勁！”吉鴻昌為了穩定軍心，把自己畫的一幅“松柏後凋圖”掛在指揮部牆上，召集軍官開會。他以松柏喜歡白雪洗面，寒風梳頭，在嚴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來激勵大家。吉鴻昌的話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順理，使部將們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動得流了眼淚。
吉鴻昌堅定本部後，又與愛國將領方振武結盟，改“抗日同盟軍”為“抗日討賊軍”。 這支抗日武裝組成後，就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他一面調兵遣將，進行圍攻；一面用金錢和官爵收買，用挑撥離間來分化瓦解，致使張人傑等部隊脫離了吉鴻昌，使這支抗日武裝的處境十分困難。
吉、方二人決定迅速撤出張家口，分別由張北、沽源等地東進。一面沿途抗日，一面宣傳民眾，組織民眾。
抗日討賊軍來到潮河北岸時，中央軍已在南岸佈防，雙方隔河對戰了###天，傷亡都很大。這時，抗日討賊軍的東、西、南被中央軍包圍。北面被日軍包圍，日軍的野炮和飛機不分晝夜地轟炸，抗日討賊軍傷亡更大，只剩下萬把人。而敵人的兵力超過他們十倍以上。包圍圈愈來愈小，陣地幾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關頭，方振武和吉鴻昌兩位將軍帶著自己的警衛連投入戰鬥，吉鴻昌赤膊上陣，振臂高呼：“弟兄們，我們要為抗日而生，為抗日而死！為了抗日的勝利，堅決把反動派的軍隊消滅在陣地前！”方、吉二人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決條件：軍隊由蔣介石改編。
1933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國民大飯店被蔣系特務擊傷後逮捕，蔣介石授意何應欽把他“就地槍決”。
他踏上刑場時，隨手撿了一根樹枝，以大地為紙，寫下五絕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他寫完這首浩然正氣詩後，毅然前行，向特務們招招手說：“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搬張椅子給我。”特務們把椅子搬來後，他又讓特務們把椅子放正，然後泰然自若地走到椅子邊。
特務們準備悄悄繞到他身後開槍，他立即大聲說：“到前面去開槍，我的一切行為光明正大，決不能在背後挨槍。”執行的特務只好走到他面前舉起了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