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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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欲期中日親善之實現，必先掃除兩國親善之障礙。障礙為何，厥為中國國民所共棄之軍閥也。”“惟其間有不明中國國情之國家，不顧東亞之安危，徒眩惑於目前短小之權利，利用我國民所痛心疾首之萬惡軍閥，以間接壓制我民眾，阻撓革命與新興勢力之膨脹，而連結國際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貽我東亞民族無窮之恥辱。”“吾人確信我中日兩國根本之親善，非利用軍閥所能成功，亦非少數人互相結合所能奏效；必待我兩國國民與國民間，有自動的及自覺的精神之團結，乃能達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後努力親善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從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徹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之援助，是實為我革命進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否則軍閥之惡勢力一日不除，我國國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國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長時日，而我兩國之親善亦無從實現，其影響於東亞全域性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戰禍，亦將胚胎於其間，是誠足為我兩國前途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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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蔣介石的呼籲置之不理，正如日本產經新聞社古屋奎二所說：“日本軍閥充耳不聞，毫無接受之意，只顧疾足狂奔，一如預言所指——把全世界捲入了戰爭的慘禍。”

這次在日本，蔣介石開始了一些實質性的接觸。蔣介石透過日本黑龍會首領頭山滿，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參謀總長金井範三及參謀次長南次郎進行秘密商談。始終參與其事的日方要角，為田中義一的心腹南次郎。蔣介石同田中義一會談是11月5日下午1時30分在東京青山私邸進行。蔣介石與張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談話經過由佐藤記錄，並於同月14日由日本外務次官出淵函送駐華公使，駐上海、漢口及奉天各總領事參考。這次會談中，田中義一表示對蔣介石“將不惜充分援助”，其先決條件有三個。一為蔣介石必須反共。田中義一說：“日本對貴國之內爭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貴國有共產黨跋扈，則斷難旁觀。”二為蔣介石必須“不犧牲日本之權利”。三為蔣介石“先行鞏固南方”。田中義一說：“時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統一長江以南，俟基地鞏固，再著手北伐。”田中義一又說日本並未幫助張作霖，只不過“日本之所願惟在滿洲維持治安而已”，換句話說，你蔣介石可以北伐打張作霖，不過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必須照舊，蔣介石不僅把田中義一作為“前輩”看待，而且對田中義一所談明確表示：北伐可以暫不進行，日本在華的權益可以維護。蔣介石說：“本人如共產黨跋扈則再起，否則縱令孫南下亦決心不再起”，“軍隊內有共產主義者侵入則不勝寒心”，“對於不可從今立即北伐之高論，全然有同感，俟南方鞏固而後北伐，亦然”。“首相言中曾謂不得犧牲日本之權利，本人亦相信在中國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則中國之國利民福亦可安全，兩國之利害畢竟共通者也。”不過，蔣介石認為必須進行北伐打垮張作霖，“則滿蒙問題既易解決，排日亦可絕跡”。

李宗仁後來在回憶中說：蔣介石同日本商談的內容，“據日本少壯軍人透露的秘密報導，約為：（1）蔣氏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對日本的諾言（據日本傳說，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滿洲特殊權利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2）蔣決定反共到底。（3）日本支援蔣政權。（4）日本借予蔣氏四千萬日元，以助蔣安定中國後，中、日兩國進行經濟合作等項”。又說：“密約共兩份，蔣、日雙方各持一份，以為日後交涉的張本。簽署既畢，蔣先生遂挾巨資返國，以圖東山再起。”據說在臺灣地區領導人官邸儲存的檔案中，有此次會談的一問一答的記錄。當田中義一問蔣介石“來日之抱負”時，蔣說：“餘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心平等為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物件，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物件。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攜手合作。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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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8年，當蔣介石率部舉行第二次北伐時，5月卻發生了“五三濟南慘案”。5月1日，北伐軍克復濟南。日本帝國主義藉口保護日僑，出兵佔領膠濟路及濟南，企圖阻撓國民革命軍前進。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