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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著父輩宗教的、教育的夢想。正是有著這樣的個人淵源和歷史背景，《時代》與中國的故事才由他開始，也在他身後延續。
1967年2月28日，盧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時代》雜誌上，這位“《時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成為封面人物。《時代》用了這樣一個標題：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語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聖地、朝山進香、人生的旅途……在這裡，該譯為“人生旅程走到終點”，還是“一次朝拜的結束”？或者說，對於盧斯，兩者本是一體的。
結束人生旅途的盧斯，身後留下一個巨大的媒體帝國。據這期《時代》報道，在盧斯去世時的這一週，他所擁有的四大刊物——《時代》、《生活》、《財富》和《體育畫刊》在全球的總髮行量已經達到1433萬冊之多。
建立這個帝國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關注。早在1961年，盧斯就成為德國《明鏡》週刊的封面人物。《明鏡》寫道：“在過去20年間，沒有人能像《時代》、《生活》的主編盧斯這樣，給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提供更為深刻的美國形象，以及美國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國，“每3個家庭會在每週買一本盧斯的刊物；12歲以上的美國人，有94％的人知道《時代》。盧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樂、夢露、美元外交相伴，為人們提供知識補給品。”
《明鏡》報道稱，盧斯曾被丘吉爾認為是當時美國最有權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爾總統稱為“一個偉大的美國人”。《明鏡》還這樣寫道：“從來沒有一個並未擔任任何政治職位的美國人——也許亨利·福特（福特汽車公司老闆——引者注）除外——能對美國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盧斯率先使用了‘美國世紀’這一概念。”
這樣一個世界性顯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則是從中國山東開始的。
二/在中國出生的“《時代》之父”
來到煙臺和蓬萊，穿行於大街小巷，我試圖尋找百年前盧斯在此生活時期的痕跡。
暫且不說陳跡殘影是否可尋，僅地名的演變就足以凸顯時間流逝之無情和歷史變化之無序。近百年來，歷史地名在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大太無規律，它們常常會成為歷史閱讀的一個障礙。不過，有時它又能帶給追尋者另外一種意外發現的樂趣和興奮。走在煙臺和蓬萊，我便有著這樣的樂趣和興奮。
初讀關於盧斯的書，乍一看到Chefoo這個地名，一時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處？後來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煙臺的舊稱，現在是煙臺的一個區。Tengchow即登州，歷史上何等有名，但我問到數位山東人，卻無人知曉“登州”之所在。走進蓬萊市，才知道當年管轄範圍甚大的“登州”，如今不過是蓬萊的一個街道名稱而已。
盧斯的早年記憶，是與登州、芝罘這樣的地名連在一起的。
盧斯父母的中國之行，是19世紀末葉在美國盛行一時的“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高潮中啟程的。發起這一運動的穆德（John R。 Mott），1888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他本人雖非傳教士，卻是許多基督教國際性外圍團體的發起人或負責人。大學畢業後，他從事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工作，於同年組織了一個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執行委員會並擔任主席。他提出的口號是：“要在這一代把福音傳遍天下。”1894年，該運動舉行的第二次國際會議也提出類似的口號：“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學進行鼓動宣傳時，請志願者們填寫的“志願卡”上，便寫著這樣的內容：“如果上帝許可，我希望並願意成為一個國外的傳教士。”穆德的鼓動對不少美國大學生充滿誘惑，特別是當就業遇到困難時，到亞洲、拉丁美洲去冒險、去為宗教獻身，不失為人生的一個重要抉擇。據統計，到1891年，美國各大學簽名志願到國外傳教的大學生達到6200多名。後來來到中國的一些著名傳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時簽名決定投身於中國傳教事業、回到他出生併成長過的第二故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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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一章（2）
盧斯的父親（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叫路思義，他與司徒雷登同期決定前往中國，後來在燕京大學成立時，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學副校長。路思義1892年從耶魯大學畢業，隨後參加長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