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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集於一身。”越飛的軍事顧問、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自洛陽吳佩孚總部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蘇聯國內拍發絕密電報送呈斯大林稟報情況:“(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裡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
這便是20年代初期聲名赫赫的吳大帥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過,越飛的讚美並沒有促成吳佩孚與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設問得好:如果吳佩孚當年接受了越飛的建議而與蘇聯合作,越飛還會南下去廣州尋求與孫中山的合作嗎?那麼,現代中國的歷史很可能將是另外一種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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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二章(3)
這裡暫將蘇聯與中國關係的複雜處、玄妙處,留待以後集中敘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吳佩孚身上。1924年的吳佩孚正好50歲。4月,數千賓客雲集於他在河南洛陽的大本營為他祝壽,其聲名顯赫達到高潮。康有為也親往祝壽,並以壽聯相贈:“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雖有溢美之處,但也頗為形象地概括了吳佩孚這一年在中國重要的、他人難以取代的位置。
對第一次出現的中國封面人物,《時代》沒有太多介紹,但僅僅下面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吳佩孚的特點:
他是中國最能幹的軍事家。他統治著除滿洲之外的整個中國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魯豫巡閱使,北京位於他的管轄省份之內。儘管他贊成民主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統一中國。這一政策,使他與滿洲的督軍以及南方的孫逸仙發生矛盾。北京局勢有一個特殊情況,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帥的敵人,在曹錕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時,吳帥沒有反對,據說他被“買通”了。他不僅僅是一位軍事天才,還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他學習很刻苦,近來他開始學習英語,聘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他只給教師一個小時的授課時間:早上4∶30到5∶30。他還以“說話柔和、手段強硬”而著稱。
介紹中說“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帥的敵人”,有誤。吳佩孚作為曹錕的副手,雖然有時也被說成直系中與曹錕相對的一派,但卻非“敵人”,更多的時候他被視為曹錕的親信,也頗為尊重曹錕。民國時期的著名職業外交家顧維鈞,在北洋時期的不同政權中擔任過外交總長,他曾這樣說過:“吳大帥是個性情剛愎、相當專斷獨行的人,但每逢緊急時刻,他就毫不猶豫地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並尊重他的權威。”
不過,《時代》的介紹頗為有趣。吳大帥被冠以“軍事天才”,他不僅“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還具有開放意識,人到50歲居然還在清晨學習英語,令人刮目相看。以這種方式介紹一位中國的軍閥,顯然很符合美國讀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吳佩孚,素有“儒將”之稱。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漢口曾採訪過吳佩孚。在談話中,吳佩孚引用孔子的話來說明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既好又壞。他還告訴斯特朗,他盼望日後能退隱寺廟去過反躬自省的生活,並在扇子上題寫一首詩相贈。(見《千千萬萬中國人》,第5頁)吳佩孚詩中寫的什麼,斯特朗沒有告訴我們。不管是故意作秀,還是自幼形成的讀書人習慣,吳大帥在外人面前樂於引經據典,不時揮毫賦詩,顯露幾分儒雅,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而這一點,使他迥然有別於張作霖、張宗昌一類粗野的軍閥,更能獲得世人、特別是外國人的好感。
南方孫中山,東北張作霖,都是此時中國叱吒風雲的強者;在北京,還有民國總統曹錕——吳佩孚的老上司;但《時代》沒有選擇他們。
本期《時代》也談到了張作霖,稱他是“一位虔誠的帝國擁護者,即擁護君主制的人”。還介紹說:“滿洲大約有德克薩斯和科羅拉多兩個州這麼大,在中國北方如此大的地盤使張大帥這位頭號軍閥無人能取代。”《時代》對這位張大帥也有很高評價,說他“思維敏捷,權力巨大”,但同時又認為他“卻非吳大帥的對手,曾慘敗於吳”。奇怪的是,刊物沒有刊登張作霖的照片,卻選登了一幅年輕的張學良的照片,照片說明為:
MARSHAL CHANG(張元帥)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頭銜不再是閒職)
“張元帥”就是張少帥。看得出來,《時代》此時已經開始注意到張學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東三省空軍司令兼飛鵬隊隊長;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