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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帥統治中部，孫逸仙博士統治南方，張大帥統治北方，相互之間的戰爭完全摒棄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國家陷入了年復一年的戰亂。
其實，對於西方列強來說，此時更讓他們密切關注的，不是直奉大戰一觸即發的山海關，而是上海。這裡是遠東最大的通商口岸，這裡有外國租界和數以萬計的外國人，江浙戰爭一旦打響，列強諸國的商業利益是否會受到損害？外國公民的生命是否會受到威脅？這些問題才真正牽動著他們的神經。《時代》報道說，英國駐華公使、北京的外交使團團長麥克利（Macleay）向中國外交部送交照會，提醒中國政府要負責外國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免遭傷害。照會稱：“我們大英帝國、日本、法國、美國的全權代表，獲知江浙兩省統治者之間正面臨爆發戰爭的危險。我們有責任重申和強調中國政府在目前危機中至為重要的嚴肅職責，避免上海一帶所有外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受到任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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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二章（2）
《時代》還報道說，隨著上海一帶戰事的一觸即發，已有列強的10艘軍艦派駐港口，在該城中心地帶及周邊地區巡邏。英國海軍的安德森將軍被任命為外國聯合艦隊司令。艦艇包括美國4艘、英國3艘、日本3艘。
對於戰事發展的前景，《時代》以“和平”為小標題做了介紹，從內容看，他們深諳中國軍閥混戰時期的國情：
常常聽說金錢會使中國的一場內戰停息。以此觀點來看，也許上海的商人們會促成戰鬥一觸即發的軍隊之間達成協議。不過，成功的機會據說不大。
還在努力使交戰雙方各從前線後撤，在上海周圍形成了一箇中立區，但不知這些努力能否成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關注著中國，也關注著吳佩孚。吳大帥就這樣成了《時代》封面上的第一個中國人。
二/八方風雨中風光一時
一個巧合，吳佩孚和《時代》週刊的創辦者盧斯，兩個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國山東的登州（今蓬萊）。吳佩孚，1874年；盧斯，1898年；時間相距24年。
吳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離開家鄉前往北京，投筆從戎，開始闖蕩天下。盧斯的父母則在吳佩孚離開登州的這一年來到登州，幾個月後盧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吳佩孚雖不可能與盧斯父母見過面，但他對登州城裡的傳教士們應該是熟悉的。甚至有這樣的說法：吳佩孚曾在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創辦的學校——文會館就讀過，但只是肄業。在他離開登州後，盧斯的父母前來掌管的恰恰就是文會館。
尚不得知，盧斯1912年與父母一起離開中國時，是否聽說過吳佩孚這個名字，此時的吳還只是曹錕部下的炮兵團團長，沒有太大的名聲。不過，12年過去，到了1924年，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儘管有可能此時盧斯已經知道吳佩孚是登州人，但《時代》選定他為封面人物，顯然不會為此。
自袁世凱1916年去世之後開始的北洋軍閥時代，一個又一個風雲人物跑馬燈似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黎元洪、孫中山、張勳、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張作霖、吳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關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過於吳佩孚。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鮑威爾（John Powell），曾多次採訪過吳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吳佩孚頗有才幹，他甚至認為，與其他軍閥相比，吳佩孚更有可能統一中國。他寫道：
從1922年到1928年蔣委員長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國的軍閥混戰時期。在這一混亂階段，吳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在許多方面，他都是一個能幹而有個性的人物。吳總是讓訪問他的外國人大吃一驚，因為他的面貌，很不同於一般的華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紅鬍子，長臉高額，鼻相很好。比起別的軍閥來，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過功名的前清秀才。（《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88頁）
看重吳佩孚的能力與實力的不只是鮑威爾一個人，在1922年更為重視他的則是來自蘇聯的特使——越飛。
1922年8月，越飛來到中國，在前往廣州與孫中山見面之前，曾率先與吳佩孚接觸，試圖與之合作。顯然，蘇聯需要支援一個與他們合作的中國勢力，進而控制中國，以與日本對抗。1922年8月19日，越飛致函吳佩孚，滿紙溢美：“……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政治家的老練果敢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的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