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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了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和尊重。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後一方面的因素極為重要。回顧一下這一時期的教會學校，我們會發現，那些發展比較快、比較有影響的學校大都由被稱為“中國通”的傳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會館的狄考文入華不到一年就開始嘗試用中文上課。他用中文編寫的教科書，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全國各地流行。
狄考文的影響不僅限於在登州辦學，在整個中國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自己編撰各類教材，被認為是“傳教士教育家”。根據基督教傳教士1877年大會的決議，在華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聯合組成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狄考文等被推舉為委員。
盧斯的父親路思義，繼狄考文之後來到登州。登州文會館1904年與英國浸禮會設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合併，易名為廣文學堂，遷至濰縣，是為齊魯大學的前身。後來，路思義又出任燕京大學副校長，歸國之後的10多年裡專門負責在美國募集教育經費，提供給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等。盧斯一家於1904年隨學校一起從登州遷至濰縣，盧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與教會學校密切相關。學校的生活、父母對教育的感情投入，無疑影響著盧斯的成長，而他的妹妹後來也一直擔任負責向中國教會大學提供經費的基金會的負責人。《盧斯時期的中國形象》的作者就這樣認為：“路思義幫助建立、發展乃至資助了中國多所著名的教會大學，他的開放、智慧的宗教熱情薰陶著他的四個孩子。”
在不少同時代人眼裡，盧斯後來實際上也在履行著教育者的職責，或者說，他把刊物對世界的影響，就當作了另一性質的學校。
1965年9月21日，在紐約舉行的第九屆雜誌出版人協會秋季年會上，盧斯發表演講，強調了作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們是國家出版物——對這個國家是獨一無二的、必要的，當然我們還不限於此。我們還是這個國家民眾的教育者，這一點早就得到公認。雜誌一直以許多許多方式實施著教育，特別是對成年人。我們培養美國人民獲取訊息應具備的感知力。我們還是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封面中國 第一章（5）
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主席哈欽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常常不同意盧斯的政治主張，但卻欣賞盧斯的歷史成就。盧斯去世後，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盧斯先生和他的雜誌，對美國人的性格的影響，比整個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響還要大。”
就這樣，盧斯以其新的選擇和方式，最終在一個全新領域遠遠超過了父輩，因為他創辦了《時代》，建造起了一個世界性的媒體帝國。
四/TIME的問世——“時間”還是“時代”？
不清楚是誰最早把TIME雜誌的中文名稱翻譯成了“時代”，從此一直沿襲至今。其實，這一譯名並不準確。英語中，TIME的含義既是“時間”，也是“時代”。從刊物創辦時的苦思冥想來看，TIME本來是取“時間”的含義。
創辦一個全新的刊物，是兩個剛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年輕學生的共同理想。他們一個是盧斯，另一個是哈頓（Briton Hadden）。他們結伴來到紐約，在東17街的一幢破舊樓房裡租下一間公寓，開始了他們的創業。（哈頓因病於1929年去世，此後由盧斯一個人掌管《時代》，直到1964年退休。）
《誰在〈時代〉封面上？》一書這樣敘述他們的開創之舉：
早在1921年，剛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盧斯和哈頓（1920屆），就萌生了創辦一個新聞雜誌的念頭。這兩個年輕人對未來雜誌議論了許多方面的問題，以及與所有同類出版物競爭甚至最後超出的可能性。……
他們研究了許多雜誌。如《讀者文摘》等。……
認為自己能把《Facts（事件）》辦好，這是他們最初創辦之際為刊物起的名字。
盧斯和哈頓請教剛退休的美聯社負責人Melville Stone，如何從日報中選擇合適的新聞。Stone明確告訴他們，新聞在一兩天內對公眾是合適的……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劃書，物件是上流社會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從他們中間也許會找到權威人士和投資。
經過一番調查和諮詢，盧斯和哈頓了解到，至今“沒有一個出版物本身在時間上適合於那些忙碌的人簡便地獲得資訊”。他們的新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