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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時生活在北平的許多其他外國人一樣，我越來越感到沮喪。我認為，我們在北平認識的少數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非常無能。他們所能想到的就是：“為什麼美國人不能採取行動制止這種局勢呢？”或者“為什麼英國人不能呢？”等等。他們對自己缺乏信心。至於被蔣介石控制的在北平為他效勞的軍界和政界人士，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鎮壓共產黨，認為鎮壓了共產黨才能抗日。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許多外國人的反應是：“為什麼國共兩黨不能摒棄分歧，攜手保衛自己的國家？一旦他們有了一個自己的祖國，就可以解決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為什麼在祖國遭到侵略時要打內戰呢？”（《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第43頁）
但此時訪問中國的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卻欣賞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我記得大約在這個時候，約翰·杜勒斯出現在北平。他正以某個美國傳教協會理事會的名義在整個亞洲旅行。我在美國大使館的一次宴會上遇見他。他堅定地認為，要讓國民黨在解決中共問題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謬的。只有解決了中共問題，他們才能騰出手來幹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觀點和蔣介石那時的看法完全相同。（《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第43頁）
封面中國 第六章（5）
約翰·杜勒斯後來鼎鼎有名。20年後的1953年，他出任美國國務卿，成為“冷戰”時期最強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場合拒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握手的故事，幾乎成了冷戰時期的歷史性象徵。
顯然，中國陷入分裂和內戰，是已將東北吞併的日本最願意看到的。不僅僅如此，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英國作家韓素音還認為，其實蘇聯也願意看到中國的分裂。她這樣寫到“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作為中共領袖之一的周恩來陷入的困境：
周作為黨的軍委負責人起草了一份呼籲書，散發給包括蔣介石軍隊在內的全中國軍隊，向全國的國民黨軍隊建議停戰，以便團結抗日。然而周的建議沒有得到巴威爾·米夫和國際路線派的支援。“又是妥協！跟蔣介石不可能妥協！”國際路線派把“滿洲”被佔領看成是對蘇聯的威脅。1931年夏天，他們宣佈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到了。這個主意是要阻止蔣介石與日本結盟反對蘇聯。蔣必須先在國內對付共產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第132頁）
韓素音的敘述是否準確尚有待考證，因為同樣是共產國際和蘇聯，1936年在西安事變爆發後，採取的卻是極為緩和的立場，促成了蔣介石的被釋放和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不過，韓素音畢竟為歷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路。
中國處在風雨晦暝中。就在這一背景下，同樣還是在1932年，另一個肩負重要使命的德國人來到了中國。“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接著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往中國。”說這話的是奧托·布勞恩，後來，在中央蘇區他有了一個廣為人知的中國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蘇聯出版了關於中國經歷的回憶錄《中國紀事》，雖明顯在為自己辯護，且具十分濃厚的主觀色彩，但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細節，值得一讀。
抵達中國後，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動，1933年秋天前往位於江西的中央蘇區，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蘇區的準備工作一切就緒。……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弗雷德給我的指示和建議最多。我從這些指示和建議中感覺到，他深信蘇聯會給予武器援助，並且抱有進行一場大規模正規戰爭的設想。因此他命令我，儘快讓人建立一個飛機場，並在贛江和撫河之間的北線上建立堅固的陣地，以便在那裡準備一次大規模的進攻，目的是一直挺進到南昌，或者甚至挺進到長江沿岸的敵人的中心地區。（《中國紀事》，第40頁）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國神秘地區的行程。他這樣回憶走進中央蘇區的過程：
在整個旅途，我像是一個聾啞人。我學會的幾句支離破碎的中國話，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會講的是中國官話，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們講的都是廣東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時騎馬，有時步行，頭上戴著一頂大草帽，臉上遮著一條毛巾，警衛員們簇擁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揮走。就這樣，我們到了紅色首都瑞金。那時瑞金幾乎已經被國民黨飛機全炸燬了。我們在遠離城市廢墟的一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