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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下野為期4個多月,其間,蔣介石前往日本爭取日本朝野對他的支援,再與宋美齡結婚,為日後復出確立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於是,1927年底,當他與宋美齡在上海隆重舉行婚禮時,他的重返權力中心之旅也就開始了。
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
蔣介石同樣沒有預料到會有第二次下野。在他本人或者許多人看來,“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正好為他彌合國民黨內部矛盾提供了機遇。而在此之前,他正為軟禁胡漢民一事而面臨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浪潮。
胡漢民是國民黨###、立法院院長,一直反對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獨斷專行,對國民政府實際上淪為個人手中的工具而忿忿不平。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突然將胡漢民軟禁。他的被軟禁,立即引發國民黨內部又一次反蔣高潮。5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寄寓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不同時期反對過蔣介石的派別,在這一時刻匯聚到了一起。
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廣東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舉動,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軍事行動。蔣介石也予以回報,派代表赴香港與粵方接洽。
《時代》隨即以《中國聯合?》為題報道了中國的這一最新動向:
如過去每當遇到日本威脅時做出的反應一樣,中國脆弱、派別林立的政府上週試圖聯合起來。在今年春天,廣州政府還在謾罵“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則攻擊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是布林什維克赤色分子。雙方的指責至少各有一半真實,但在上週,廣州和南京雙方發現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並秘密簽訂1項協定。
最大的傳言是陳先生有可能出任計劃成立的聯合體的外交部長,他曾長期呆在莫斯科,這就有可能使中國的政策帶有更明顯的左翼色彩。(《時代》,1931年10月12日)
對立的雙方達成了和解。10月14日,蔣介石釋放了被軟禁的胡漢民。《時代》很快做了如下報道:
主席上週釋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長鬍漢民,3月時他被懷疑對主席不忠而被關押。在慷慨激昂的愛國主義情緒中,胡漢民與蔣主席相互擁抱,然後立即開始說服他的廣東政府的朋友加入南京政府。還有1個對中國的好訊息,廣東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簽署成立了1個愛國的聯合體,他曾被懷疑傾向赤色陣營。陳先生宣佈支援蔣主席:
“中國的反日抵制運動的結束,取決於日本自身,取決於他們坦率、真誠地確認滿洲是中國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在此基礎上確定政策,隨後中國才會考慮日本所要求的權利和利益。”(《時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國政治幕後的複雜性。實際上,表面的聯合暫時還不能意味著蔣介石地位的加強。東北大部分地區淪陷、中國軍隊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治的國民黨內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權力,以改變被動局面。12月15日,蔣介石無奈中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同一天,張學良也獲准辭去陸海空軍副委員長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國民黨的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分裂多時的南京、廣州、上海各派別,在國難降臨之際終於坐到了一起。但蔣介石卻在出席開幕式之後,當天下午偕宋美齡悄然離去,飛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鄉奉化開始新的下野之旅。
封面中國 第六章(2)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時間比第一次要短,為期不到2個月。與第一次下野時相比,此時的他,勢力與地位更加難以撼動。幾年的縱橫捭闔,他早把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軍閥降服,東北的張學良與他結為金蘭之交,中央軍的指揮權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國民政府領導人的孫科、汪精衛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張學良在錦州一帶抵抗日本軍隊的進攻。可是,他們卻無法調動唯蔣介石之命是聽的中央軍前去增援,張學良也對他們非常冷淡。結果,錦州很快失守,東北軍全部撤進關內,東三省遂悉數淪陷。到此時國民黨內反蔣派別大概才意識到,經過多年經營,蔣介石的地位與影響力已難以撼動。
蔣介石又一次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