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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遭冷遇後的孫中山會有多深的失望、激憤和無奈。
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正是這樣一些奇特、怪異、費解的歷史場景。就如同畢加索立體主義的畫面，人的軀體被分解成一塊又一塊，然後又重新排列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與結構早已大大不同於常理，但視覺的刺激卻再也不會忘記。
我很欣賞一位美國專家關於孫中山的一番話：
孫中山的作風令人費解，因他是個勉為其難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時，他寧願選擇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達其目的。這是環境及其氣質使然。外國人造成的恐懼，使他阻止與帝國主義直接對抗。只是到了最後，他才支援這種對抗。他反對鼓勵階級鬥爭，也不願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國的不公正根源。簡言之，他寧願談判而不從事殺伐，求和解而不想進行曠日持久的鬥爭。這些品質使他看起來彷彿是唐·吉訶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顯出他是個純粹的人。（《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後記）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這位“純粹的人”最後一次走進北京，病魔使他難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在手握重兵、各懷心思的軍閥面前，除了威望與神聖令人仰望，他再也沒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來改變現實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25分，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衚衕11號行轅，享年59歲。
夢想隨他而去，留下一個偉大而籠罩神聖光環的名字，讓人緬懷與仰視。他的夢想，以及試圖實現夢想的方式與途徑，成了內容豐富或曰龐雜的遺產。他身邊不同的人，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繼承之。毫不奇怪，一個偉人身後通常容易出現類似的歷史現象。偉人之所以是偉人，豐富及複雜之處恐怕就在於此。
孫中山身後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重新排列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開始了。關於他的臨終遺言，就有不同的說法：
人們認為他臨終還有許多遺言。鮑羅廷向莫斯科報告，孫中山重申“只要俄國人繼續幫助……”；其他人則宣稱，孫中山彌留之際連續叫蔣介石的名字；還有人說，他要恢復青年時代的信仰，並指示一位左派追隨者“不要打擾基督教徒”；也有人記得他反覆說“和平，奮鬥，救中國”。（《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第223頁）
讓人不解的是，關注中國局勢的《時代》，居然沒有選擇孫中山作為封面人物，無論在他生前還是逝世後。無疑這是重要的、不應有的遺漏。也許，在《時代》看來，多年來疲於奔命的孫中山擁有的僅是道義上的名聲，其實力遠不能與吳佩孚、張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們不知道，正是這樣一位未被他們選中的人，所擬訂的路線和政策、所留下的遺產，隨後幾年將繼續改變中國。
孫中山彌留時，在他身邊的人有夫人宋慶齡、長子孫科、內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國民黨要員汪精衛和陳友仁，另外還有蘇聯顧問鮑羅廷。一個同樣受孫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時不在北京，他就是蔣介石，他正在廣東率軍進行東征與軍閥陳炯明作戰。但正是此刻這個不在孫中山身邊的人，兩年後，1927年4月4日，出現在《時代》的封面上。
兩年後的中國，不再是孫中山生前構想的局面。他所擬訂的三大政策，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危機四伏，最終被擊得粉碎；曾經結為統一戰線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轉眼間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他當年試圖結盟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吳佩孚失去實力後，成了北伐軍最大的、也是最後的敵人；他彌留之際佇立在他身邊的戰友和親人，最終因分裂而衝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轉向，或永遠在人們視線裡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來。政治局勢變化莫測，舞臺主角替換頻繁；哀怨與悲壯，風光與飄零；一切似乎結束，但又分明重新開始。在孫中山去世兩年後，1927年就這樣走了過來。
二/又一次義和團式的恐懼
1927年年初，《時代》在1月31日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局勢的報道，開頭寫得很有意思：
封面中國 第三章（3）
上週，北京的中國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發抖，而在南方1000英里之外的廣州，另外一些中國人則享受著與邁阿密海岸一樣的溫暖。這兩種不同的中國人，可能聽不懂對方的中國話，因為他們的方言有明顯差別。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國人學會了英語，特別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個詞。
報道中，“洋鬼子”一詞特地用中國話的發音：“Yang…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