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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要仿效的卻是那朽爛的制度。他們明明身體在向前走,頭卻偏偏扭到背後去尋找方向。此種狀況,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他們政治思維的發育已經停止,他們的頭腦已經凝固,滋養心靈的政治智慧資源已經枯竭。
到天聰十年四月,皇太極登基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改年號為崇德。就此,努爾哈赤於天命七年三月規定並實施了十餘年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那具有濃厚貴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議院的制度,變成了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制度,和碩貝勒差不多變成了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進入了帝權獨尊時代。從此,就應該稱呼其為大清帝國了。從那時起,註定了皇太極沒有能夠超越昇華於他的時代,註定了他無法在中國歷史上佔據更加崇高而偉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為中華帝國垂死前最後迴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註定。
皇太極在其執政歲月中,幹過幾件混賬事兒,樁樁件件被記錄在案,大清朝官方史書上亦有記載,應該不必懷疑。
天聰元年三月,皇太極繼位後半年,一位名叫嶽起鸞的讀書人上書皇太極,建議他不要進兵朝鮮,應該和明朝議和,儘快把俘獲的漢人歸還給明朝。皇太極認為,議和可以,但俘獲的人乃“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耶”,隨即讓漢官討論此事。誰知,漢官們竟義憤填膺,所有人都發起怒來,一致認為該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處死刑。皇太極不同意,認為不能因為別人提不同意見而殺人,那樣就沒有人敢說真話了。不料,漢官們不依不饒,一再力請,說是此人蓄謀向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結果,皇太極就把這個讀書人幹掉了(《清太宗實錄》卷二)。
十二年後,崇德三年八月,禮部承政祝世昌建議皇太極,改變把俘虜的妻子淪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極大怒,下令痛加批駁,並嚴厲查處。最後,將相當於禮部尚書即部長的祝世昌發配到極寒的邊遠之地,將為他潤色文稿的助理啟心郎孫應時處死,還牽連了幾位贊同這一看法的官員(《清太宗實錄》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極的心理,可能也覺得這種做法不是什麼光彩事兒,但又害怕此事過於敏感,張揚開既丟人又可能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於是就將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聰明孩子殺死了。
另外兩件特殊殘暴的事情發生在松錦大會戰中。松山城破後,皇太極下令,除了洪承疇之外,其餘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處死。隨後不久,錦州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守城主將祖大壽率部投降。結果,清軍入城後,“屠戮城中人民”,將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極更下令,除祖大壽家人及婦女兒童外,已經跟隨祖大壽放下武器的三千餘守城官兵,全部被殺死(《清太宗實錄》卷五十七)。這兩次殺俘、殺降事件與皇太極一貫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認為,這是為了殺給洪承疇和祖大壽看,以寒他們的膽,令他們對自己更加感恩戴德。顯然,不管為了什麼,都不能成為這種惡行被原諒和饒恕的理由。
皇太極:在權力的祭壇上(11)
皇太極先後五次率領或者派遣大軍,繞道進入關內燒殺搶掠,給至少數百萬生靈帶來深重痛苦。皇太極認為,這個責任,應該由明朝皇帝和政府來負。在某種意義上,這並非毫無道理。在近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所能做的,僅僅是祈願,在這塊生活著五十六個民族的土地上,這種同類相殘能夠成為過去時。
公元1643年,是為大明崇禎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時,即夜九點到十一點之間,皇太極坐在瀋陽皇城中宮清寧宮東暖閣的南炕上,端坐著猝然死去。從症狀上判斷,很有可能是高血壓導致的腦溢血。死前有兩道“遺諭”,內容是安排減免朝鮮歷年貢額等,隻字未提身後繼承人之類事項(《清世祖實錄》卷二)。
皇太極是十五個妻子的丈夫,二十五個兒女的父親。在後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後執政凡十七年。在這十七年的漫長歲月裡,皇太極和他的父親努爾哈赤有一點相同之處,二人死前,都曾經纏綿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狀態下死去,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表明,他們準備指定哪一個人來繼承自己的家業與事業。在帝制傳統之下的中國人看來,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到了“國本”,但這二位——過去的努爾哈赤和現在的皇太極——都是這麼做的。同樣,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皇太極曾經著意培養過哪一個兒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沒有改變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則。
皇太極享年五十二歲。他死後八個多月,他的弟弟多爾袞而不是兒子,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