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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軍事行動，同時也是地地道道的孤注一擲式的賭命，在給他們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遠比遊牧漁獵和貿易大無數倍的危險。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在缺少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獲取這些收益、抗拒這些風險；同樣，沒有了出色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些遊蕩在山林草原上的人們，也無法想象怎樣才能夠得到那些巨大的財富與收益。
這種收益與風險，對於他們的關係實在太過重大。
因此，當他們接受了首領家族成為王族的神聖地位時，王族和支援自己的那些兇猛戰士之間，就必定要有一個基於理性的現實主義加上某種程度民主主義的妥協性考慮，那就是，推舉肩負部族國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權力繼承者，必須將那些體弱多病者、膽小鬼、懶蟲、酒鬼、笨蛋、貪心不足的守財奴、心術不正的壞蛋、不孚眾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雙全，富有生命力、才幹和王者風度的人，或者簡單說，就是那種眾望所歸的人，才有希望成為繼承最高權力的候選人，透過眾人公正而挑剔的審視目光後，被推舉為王，成為他們新的領袖。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那些遊牧漁獵部族國家的首領，許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賢明”之類美名，在漫長的時代裡，受到族眾的熱烈愛戴，這就是原因所在。
從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領冒頓時代，一直延續到努爾哈赤的後金汗國，這種氏族長會議、部族長會議、大人推舉會議和成吉思汗之後蒙古帝國推舉大汗的忽裡臺——呼拉爾泰——大會，直到努爾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議政、八貝勒推舉汗王制度，全部貫穿著上述思想與原則。不但最高權力的傳承需要靠這種會議推戴、認可，而且重大國是如戰爭與軍事行動、大型宗教儀式、財富分配與賦稅等等也要在這種會議上獲得透過或決定。不幸的是，這種制度從來沒有能夠形成一種機制，以便防止不適當的慾望、野心和陰謀，防止濫用權力、武力乃至暴力等等。不論是中原帝制王朝，還是遊牧漁獵部族國家，生活在中國境內的人們，誰也沒有能夠走出這最後一步，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遺產與劍（4）
但是，無論如何，在那幾乎廣大無邊的山林草原上，沒有人會願意拿著自己與族人的生命，跟著一個不名譽的壞蛋或者沒有本事的笨蛋去冒險。但凡出現此種情況，屆時，這些部族國家便會飛快地滑向解體和衰敗。我國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遊牧漁獵部族國家，流星般飛快地消失在歷史夜空深處，蓋源出於此。
只要能夠不帶偏見地仔細審視努爾哈赤死去前後的後金汗國形勢，我們就會發現，這裡發生的一切，和歷史上所有遊牧漁獵部族國家幾乎一模一樣。由此，我們也就會大體靠近皇太極繼位的真實情形了。
在未來的歲月中，在關於大妃阿巴亥和她兒子多爾袞的故事裡，我們將會知道，她的死是為情勢所註定，很有可能與皇太極沒有太多的牽連。將皇太極硬扯進去，想象出種種陰謀與毒計，其實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之下的一種思維慣性所致，皇太極九泉之下有知，大約會深感委屈、鬱悶。
事實上，努爾哈赤之所以幸運，之所以沒有流星般消失在歷史深處，大體上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決定的：
其一，他死後的權力傳承，基本上是在上述制度與原則的框架內正常進行的。因此，他的子孫中最為優秀的一個——皇太極被推戴成了後金汗國汗王。
其二，皇太極死後，努爾哈赤另外一個優秀兒子多爾袞，雖然改變了上述制度與原則的表面形式，卻閃展騰挪、十分奇異地在一種特殊情形下貫徹了這些制度與原則，避免了大清國禍起蕭牆、過早衰敗的命運。
說來說去，努爾哈赤的幸運，的確與他擁有這樣兩個優秀的兒子——皇太極和多爾袞大有干係。
對於皇太極來說，事情可能就遠沒有此時說來這麼輕鬆了。
女真人與歷史上其他遊牧漁獵部族，如契丹遼國和成吉思汗蒙古一樣，在財產繼承上實行一種很重要的“分家子與未分家子”制，其核心是“幼子守產”制度。根據這種“幼子守產”制度，成年後的兒子們應該立即分家出去，單獨成家立業，而將年幼的兒子留在家中繼承父母的遺產。這種制度和漢族文化中的“嫡長子繼承”制完全不同。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精通中國宮廷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時常會把漢族人的思維定勢硬安在別人頭上，要不然就把財產上的繼承製度和政治上的繼承製度當成一回事兒，於是屢屢產生強烈的錯覺，不是認為皇太極耍陰謀詭計，搶了他哥哥代善的班，就是說他一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