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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拍出來的，我都不能想象。用10萬20萬拍下來都不可想象，現在最低的製作成本差不多也要130萬，而且這麼少的經費，一方面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整個作品的面貌基本劃定，一定是實景拍攝呀業餘演員哪。很多的先鋒紀錄片運動實際上都是因為條件限制而形成了他們的風格，這倒沒什麼可怕的，但是有些東西沒辦法。我說電影與生俱來的有一種銅臭味，有些東西沒有錢做不成，我覺得這是一方面，錢的困難和實際上沒有什麼觀眾，不太可能獲得觀眾，他們無法進入放映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假如他們能夠放映，根本很難想象能被接受，因為它實驗性太強，實際上比第五代實驗性更強，這是一個威脅。
另外一個威脅，他們的片子中如果表現了才能，一定很快會被主流電影製作系統所吸收。其實在美國很多人拍實驗電影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大投資商和片商的注意，然後轉到那邊去。我並不是說這批人也是這樣，但實驗電影經常免不了這種遭遇，充裕的資金實在是一種誘惑，一旦進入那邊很快就是商業化的要求。我看的是有關報道，沒有去訪問他們，說王小帥這次《炎熱的城市》（原來叫《越南姑娘》），至少我從投資商方面瞭解他們有非常明確的商業要求，我看到他們的精神領袖田壯壯他也想讓婁燁拍，但擔心婁燁太藝術了。所以，當你進入主流製作業的時侯，馬上需要考慮的就是你的影片能不能贏得觀眾，只有贏得觀眾才是你下部影片獲得投資的必要條件。
第三方面的威脅，這些人實際上面臨特別尷尬的局面，說白了就是說他們被現在存在於西方、中國或者叫中國與歐美之間意識形態的遊戲所利用，比如他們自己說自己是獨立製片運動，但西方一再說他們是地下電影是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因此也獲得了很大的榮耀。坦率地說其中很多如果憑藝術質量很難進入國際電影市場的角逐，但因為他們被賦予那樣一個政治身份，所以很容易地進去了。有時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說好象雙方有一種配合，那邊說他們是地下電影，這邊就禁他們的電影。那邊說他們是地下電影並不是根據他們的影片來說的，並不是看他們的影片，而是根據政治需要，然後這邊又根據西方的評價來禁止他們的影片，那麼這邊的禁止又證明了那邊對他們影片政治定義的正確。我覺得他們的影片很個人化，很少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或者說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特點（與前幾代不一樣）就是淡化意識形態意味，實際上他們面臨著很尷尬的文化/政治的處境，因為這一點，很難推動他們的嘗試。
有人把他們統一叫做第六代，我呢基本上也使用這個詞，但我用這個詞的意思是指他們在文化領域的意義上不同於前人，比如象他們顯然都有個人化的敘述角度關注角度，而且他們都關注城市邊緣人，他們影片中都包含一種青春殘酷物語，他們確實和前幾代藝術家不一樣。另一方面，我覺得第六代稱呼有兩個含混，一個含混就是他們是三批完全不同的人構成：一個是新紀錄片運動，以SWYC小組、吳文光為代表的，實際上是和錄影這種傳媒方式聯絡在一起的；另外就是獨立製作故事片的年青人，象張元、王小帥、何建軍他們；還有一批人就是張元、王小帥他們的同學，如管虎、婁燁，他們沒有獨立製片，他們在體制之內。這是三個彼此相聯絡但沒有特別密切、不能夠作為一個共同的藝術運動的三種人。另外一個含混是，當我們說第六代時，給人一個錯覺，好象他們已經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了，已經在用藝術成就進行斷代了。我覺得還沒有，還稱不上一代。當然他們在文化上60年代這一代人登場，這確實是90年代或世紀之交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他們肯定要登場，肯定要接替這個舞臺，取代前代人。他們現在在文化上表現出他們的不同，但他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很好的條件，來在藝術上創造出代表這一代人的電影作品。對第六代稱呼，我這是比較矛盾的情感。
我個人比較肯定新紀錄片運動，吳文光和SWYC小組的作品，至少成為了非常寶貴的文化資料，因為他們剛好是在北京最沉寂的時侯，紀錄了這個最沉寂的時侯的一種文化心態。據我瞭解，好象再沒有其他的藝術做了這樣的事或者說做了也不能取代，紀錄片這種形式以現場目擊者的方式來記錄這個時間。張元、王小帥、婁燁都是很有才華的人。王小帥、何建軍作品比較明顯的問題是，他們還沒有能夠戰勝這種青春情感，自己還沒有從這種青春情感中走出來，所以，他們完全是用一種年青人的青春情感來處理這種青春的故事，說得通俗點，就是還沒有拉開距離。所以難免有自戀或纏綿的感覺，太多的自戀和纏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