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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汪來選定,以此來遏止康、梁。
所有這些密謀,康有為全不知情,就連在張之洞幕中的陳慶年,也不知情。
五、汪康年改《時務報》為《昌言報》與光緒帝旨命黃遵憲“查明”“核議”
汪康年六月十一日電報即提出“將《時務報》三字空名歸官,而另行出報”之策,得到張之洞支援後,立即開始了行動。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昌言報》第1冊刊行,並在封面上註明“續《時務報》第六十九冊”。《昌言報》第1冊卷首刊印了六月初八日孫家鼐奏摺及當日光緒帝的諭旨,並在其後刊出汪康年所作的“跋語”:
“謹案:康年於丙申之春,倡設《時務報》,惟時南皮張制軍提倡於先,中外諸大吏振掖於後,各省同志復相應和,先後延請梁卓如、麥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歐雲樵諸君為主筆;張少塘、郭秋坪、古城坦堂、潘士裘、李一琴、曾敬詒諸君翻譯東文、西文各報;復旁羅章奏要件,以備考求時事者之採擇。方懼指斥稍過,不免幹觸忌諱。不意言官奏請,遽蒙優詔改為官報,復派康有為督辦報務,實為草野之至榮。惟官報體裁,為國家所設,下動臣民之瞻矚,外關萬國之聽聞,著論譯文,偶有不慎,即生瑕釁,自斷非草莽臣所敢擅擬。謹已暫時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籌辦。本報特改名《昌言報》,仍與從前《時務報》蟬聯一線,既上承聖主旁羅之至意,復仰體同志扶掖之盛心。特謹跋於此。汪康年恭跋。”
言詞中機鋒甚利。且從該報形式和內容來看,此次改報,僅是換一名稱而己,一切皆如《時務報》之舊。
康有為很快得知訊息,立即發電各地禁止。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兩江總督劉坤一發電總理衙門:
“頃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望禁發報雲。應如何辦理,請鈞示。坤。歌。”
初六日,總理衙門將該電呈光緒帝,光緒帝下旨發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以轉送黃遵憲“查明”“核議”。“張之洞檔案”中收有該電:
第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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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署來電。並致江寧劉制臺。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劉坤一電稱,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交收之處,著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電奏,毋任彼此各執意見,致曠報務。欽此。魚。”
前已敘及,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五人,當日下旨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召見,召黃遵憲等人入京,預備召見。然黃遵憲一直沒有起程,以病留在湖南。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光緒帝旨命黃遵憲接任駐日本公使,併發電催促黃即來京。黃仍因病再推行程。光緒帝此時發電南京、武昌,是認為黃遵憲已在進京途中,讓劉坤一、張之洞轉交。張之洞於七月初七日午刻(上午11時到下午1時)收到該電旨,因黃遵憲尚未起程,當即將此電旨轉發長沙。是日申刻(下午3…5時),張又收到兩電。其一是康有為發來:
“京康主事來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望禁發報。康有為叩。”
該電發於七月初五日未刻(下午1…3時),內容與給劉坤一電報相同,很可能是兩電同時發出。另一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發來:
“湖南陳撫臺來電。黃遵憲病稍愈,已飭於初七交卸道篆,初八力疾起程。乞即系銜電達總署代奏,並示覆。箴叩。魚。”
張之洞接到此電,知黃遵憲即將北上,即用兩人的名義電奏上聞。初八日,黃遵憲來電:“憲初七交印,即日起程。升任南鹽道遵憲稟。庚。”張之洞派湖北小軍艦“楚材”往迎。黃於七月初十日覆電張之洞:“溫諭感甚,蒙派楚材,謹叩謝。遵憲。”這是黃遵憲北上時赴鄂“重親訓誨”,而此時總理衙門再次電催黃遵憲進京。
然而,在黃遵憲尚未到達武昌之際,七月初六日(8月22日)下午,張之洞收到汪康年的電報:
“急。頃康電蔡道雲:奉旨改《時務報》為官辦,特命督辦,即派狄平接辦。汪康年違旨私改為《昌言報》,抗據不交。商孫中堂,令請禁發《昌言報》,勸汪交出,無干參劾。如何電覆云云。懇即屬節庵前來,商辦如何。乞示。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