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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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要求錢恂此中幫忙做工作。他還同時發電張之洞：

“前電言改名出報，似非奏明不可。鈞意若何？候電示遵行。康。覃。”

“前電”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電，要求張之洞設法上奏，請光緒帝旨準。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發電武昌：

“諫電敬悉。報從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時事新報》，並請節庵為總理，宣告報首。《農報》事，容會商再復。敬詒極願相助，必留。康。霰。”

第58節，

“諫電”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覆電，但由於檔案保管等因，我在“張之洞檔案”中，尚未找到該電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電；而時在武昌的葉瀾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卻透露出張之洞及其幕中的內情。葉瀾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寫道：

“昨日由念劬交來密電，已照譯送梁。弟又親至星海處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雲：星海以前次兄請其為總理，後又不說起，心頗不悅。此番笑兄急來抱佛腳雲，欲其為總理，尚須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願幫兄，而社特不好進言。故弟又至念劬處，懇其至星海家竭力勸駕。念劬已經允許。又據念雲：兄前日電請帥出奏，帥以館在上海，不涉兩湖之事，恐難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將報改名《時務雜誌》，捐款一概清出。帥意甚以為然，雲：不過讓《時務報》空名與康，而館中經費由紳商樂捐，毫無官款，猶之電報、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報開辦另有經費，此種捐款概出紳商，雖有上諭，斷無強之捐入官報之理。特飛告兄知。”

由此可見，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給錢恂之電，錢將之交梁鼎芬，並勸梁出面向張之洞進言。張之洞對汪求其“出奏”即上專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稱“不過讓《時務報》空名與康”，並稱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請梁鼎芬為《時務報》總理一事，很可能發生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即黃遵憲發電驅汪之時，張之洞六月初十日電稿中刪去的“從前屢諫，未蒙採納”字樣，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奪其權，後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見，梁對汪雖有意氣，但為了共同對付康有為，梁仍同意出山。

除對上海的汪康年進行部署外，張之洞另向京師打探訊息，於六月十七日發電其子張權：

“急。京。張君立：宋伯魯請將《時務報》改官報折及孫燮相請派康辦折，大意如何？館中款項須歸康否？言明汪康年辦理不善否？速摘要電告。即復。壺。洽。”

他要求將宋伯魯、孫家鼐奏摺摘要電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動。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張之洞再電張權，問道：“康肯出京否？”

時在北京的康有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緒帝諭旨，最初也準備去上海。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康有為發電汪康年：“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為叩。”與此同時，他還發給汪一信，稱言：

“昨日忽奉上諭，命弟督辦報事，實出意外。殆由大臣相愛，慮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斂其氣報事本足下與公度、卓如承強學而起。弟連年在粵，一無所助，館中諸事仍望足下相助為理，凡百皆擬仍舊。前經電達，想已洞鑑聞卓如與足下曾小有意見，然我輩同舟共濟，想足下必不因此而芥蒂也。頃因進呈書籍尚未告成，須十日外乃可成行，或先奏派一、二人出滬商辦”

以此信中的“十日外乃可成行”為計，康有為將於六月下旬到達上海；信中“先奏派一、二人出滬”，康派出的接辦人員是狄葆賢。狄到達上海後，於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給汪康年一信：

“頃接康先生電，想電局於尊處已分送矣。此事究應如何辦理？伏乞詳示，以便遵辦，恭候迴音。”

同在北京的汪大燮也聽到康欲離京的訊息，於六月十一日寫信告汪康年：“聞康二十邊（便）動身赴申”。

而上海這一邊的情況進展，可見之於汪康年電報。他於六月十八日（8月5日）發電武昌：

第5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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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洽電敬悉。奏摺早電京，昨又發急電，尚未得復。康何日出京，未詳。日前來電，系敷衍語。康。巧。”

“洽電”，指六月十七日之武昌覆電。比照張之洞六月十七、八日給張權的電報內容，此電中的“奏摺”似指宋伯魯、孫家鼐奏摺，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