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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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大臣，籲謨遠猷，匡誨吾君”之意，很得張之洞之心，楊銳為此特告之。二、德國佔領膠州灣之後，劉光第對軍機處、總理衙門之處置，頗有不滿，心情也十分憂慮。三、楊銳此時擬有奏摺，前來與劉商訂，兩人一拍即合。劉在信中也概略披露了該折的內容，即“此時下手工夫，總在皇帝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矇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也就是說，要讓新人來主持朝政，儘管劉光第也聽到了反對意見，即“識者以為此決無可望之理”。楊銳、劉光第出於維護清朝的長遠利益，以微員的身份，直接干預朝政。

徐桐的用意楊銳、劉光第所運動的徐桐，其出發點當然與楊、劉大不相同。徐桐（1820…1900），字豫如，號蔭軒，漢軍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入翰林院，同治帝師傅。此時以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他在當時屬思想守舊一派，在政治上與李鴻章、翁同龢、張蔭桓等趨新趨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思想上又能認可清流黨。此時的中樞，以徐桐的眼光來看，已是大成問題：他所認可的李鴻藻已去世，他可依賴的奕訢將不久於人世，世鐸力弱且少見識，剛毅、廖壽恆難與翁同龢相敵。也就是說，奕訢若一旦去世，權力將落在翁的手中，由此需要一位新人以抵消翁的力量。徐桐此時不滿翁同龢外，更嫉恨當時的權臣總理衙門大臣、戶部侍郎張蔭桓。張蔭桓雖未入軍機，但頻頻入見，對光緒帝的影響力極大。在多人出奏參劾張蔭桓未果後，徐桐又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親上“請將張蔭桓嚴譴折”，明言攻張仍暗中稍涉及翁。然此折上後，張未能撼動，光緒帝依舊優寵有加。在徐桐看來，奕訢過世後而翁、張聯手，政治局勢的發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張之洞的，其目的在於平衡政治。而這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楊銳起草、與劉光第商訂的徐桐薦張之洞奏摺，已在檔案中撿出，其文曰：

“為時局日亟，請召洞悉洋情疆臣來京面詢機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聖鑑事。

“臣竊見數月以來，俄、德兩國日益恣橫，強踞北洋海口，要挾情形，層見疊出。英、法各國群起效尤，或相爭競，皆為我切膚之患。此次德人佔踞膠澳各情，實中外通商以來所未有之變，只以勢處萬難，不得不隱忍完事。然謂德人並不侵佔土地，則非也，且俄人並無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將來俄人西伯利亞鐵路造成，禍有不堪設想者。

第23節，

“此正求賢共治之秋，而並非萬無可為之日也。臣思待外國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獨佔之利權。在樞廷、譯署諸臣躬任艱難，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機至危，變幻莫測，尤當虛懷博訪，庶幾共濟時艱。

“查湖廣總督張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聞昔年在湖北晴川閣上宴俄太子，禮儀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遊歷湖北，皆意存尋釁，張之洞悉察其來意，從容遣之。皇上軫念目前艱危，可否電召該督迅速來京，面詢機宜。現在交涉情形頃刻萬變，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於折衝禦侮之方，不無小補。”

這篇奏摺說得很圓滑，並無直接點出讓張之洞入值軍機處與總理衙門，但“在樞廷、譯署諸臣躬任艱難，固已心力交瘁”一語，也隱隱道出對當任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的不滿，也暗含了其中“求賢共治”的意思。

此時以總理衙門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鴻章，當然有其訊息來源，閏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摺上奏後十一天，給其子李經方的信中稱：

“徐蔭軒以時事日棘，疏薦張香濤熟悉洋務，請備顧問。兩宮密商，迭有電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篤，恐不能久，香濤必兼樞、譯，空談無補，況彼素不滿意於汝耶。樵野恃寵而驕，聞香來，岌岌不自保矣。”

李鴻章指出調張進京，是“兩宮密商”的結果，並以他的政治經驗，判斷張將入軍機處與總理衙門，以替代此時病重的恭親王奕訢。

張之洞的反應楊銳與劉光第的密謀，當時並沒有告訴張之洞；楊銳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張必阻之。由此，張之洞奉到閏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電旨後，一頭霧水，最初將“面詢”之“事件”，竟當作此時正在興起的學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錫光等人立即回國。閏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發電給楊銳：

“急。京。喬：此次入覲，兩宮意若何？政府有何議論？速示。僕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盡言，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