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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中雖仍有奕劻、李鴻章、榮祿、張蔭桓等人，但在許多方面仍須向“翁師傅”讓步。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緒二十四年二月，恭親王以軍機處缺人，經慈禧太后批准，召總理衙門大臣、刑部尚書廖壽恆入軍機處“學習行走”。然廖壽恆秉性肫誠，持躬端謹，無大作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親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將無人可遏制翁的權勢。需要說明的是，他們如此思考的出發點是自身權力與地位的穩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二米二花二書二庫二 ；http：//www。7mihua。com
正是在此情況下，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學士徐桐出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折”。光緒帝收到該折後，未簽署意見，當日將之上呈慈禧太后。徐桐的建議讓慈禧太后足足考慮了三天，至閏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發出電旨：
“奉旨：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意味著張之洞很可能入京輔政。而徐桐的這一奏摺，是由張之洞的親信內閣候補侍讀楊銳與其友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商議起草的。
楊銳、劉光第的密謀楊銳的門人黃尚毅在《楊叔嶠先生事略》中稱，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楊銳，稱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而李鴻章坐困，“欲求抵禦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楊銳遂與喬樹枏“說大學士徐桐，並代作疏薦張，得旨陛見。”黃尚毅的這一說法，背景並不準確，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的時間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臺而後來華的時間是光緒二十四年七月，是後來的事情。但黃的說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義。
由此可看當時的國際形勢。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藉故佔領膠州灣（青島）之後，俄、法、英、日本先後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極大的壓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時力主戰議，而是對國家的前途感到了擔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樞無力。楊銳與劉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謀對策的。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劉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內情，稱言：
“事到於今，然後我軍機大臣、總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覷，束手無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吳某（廕生，提督吳長慶之子，號燕甫）遞一條呈，乞堂官代奏，不過諫止辦慶典之事，而各堂官變色伸舌，以為語有違礙，斷不敢代奏。吳君遂具呈，力請開缺還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數日來，工部主事南海康有為亦作有條呈欲遞，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與代奏否？（其意痛發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八字）吾鄉綿竹楊叔嶠內閣亦作有奏摺，現尚與兄商訂，意欲請徐蔭軒相國奏上，不知何如。
第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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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此時下手工夫，總在皇帝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矇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然識者以為此決無可望之理。然則為之奈何耶？惟有髮長嘆已耳，積肝氣已耳，吞淚珠切齒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無似，有何補哉，有何補哉，有何補哉！
兄近於古文頗有進境。今秋八月湖督張公六秩壽辰，同鄉京官因張公於川東賑捐甚得其力，故爾公同作壽屏一架，請楊叔嶠舍人撰文（須駢文），而公門下士之官京外者，另為壽屏，請兄撰文（系散文）。張公於其他概不肯收，惟於川人士及其門人所送者皆收（川人之作湖北官者則多不收）。叔嶠赴鄂祝壽歸，言香翁頗欣賞兄所作序文。此文大意，欲其入京來作軍機大臣，籲謨遠猷，匡誨吾君，用以延我聖清之休命，且能使吾周孔之教流出海外，覃及敷天，尤為不朽盛事云云。且又以衛武公能文章、聽規戒為況。蓋聞其頗有自是之心，故藉此以規也。”
劉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六年（1880）為生員，八年為舉人，九年中進士，連捷而至，以主事發禮部學習。張之洞為四川學政（1874…1876）時，劉雖未入學，但也可以此為淵源；他曾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面見張之洞，“痛談時事”。劉中進士時，正考官恰是禮部尚書徐桐，為門生關係。楊銳與劉光第為同鄉，兩人多有交往。從上引劉光第的信中，可以看出幾點：一、張之洞六十壽辰，劉光第代表四川京官等撰壽屏，其文表達“欲其入京來作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