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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通常會發現公佈政策並勸說公眾遵從政策安排有助於實現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如果人們相信決策者的公開宣告（當然如果它值得信任的話），那麼就會預期通貨膨脹率將要降低，因此工資和物價的上漲需求也將隨之進行調整。公眾的合作會幫助中央銀行更加容易地實現低通脹目標。”簡單地說，如果公眾相信美聯儲會一直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那麼當經濟升溫或成本上升時，因為人們相信美聯儲會抵制住通脹壓力，所以要求漲工資或提高產品價格的可能性會更小一些。於是，美聯儲可以在不抑制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保持或進一步降低通貨膨脹率。
伯南克的信念伯南克的美聯儲規則支持者過去主要關注的是貨幣供給增長率這一目標。20世紀70年代時，通貨膨脹率達到了兩位數，很多中央銀行開始設立貨幣供給量目標。在美國，1978年《充分就業與均衡增長法案》要求美聯儲每年制定兩次年度貨幣供給增長率目標，並向國會彙報。剛開始時，美聯儲主要關注的是貨幣供給的窄口徑指標“M1”，它僅包含現金和支票賬戶。然而後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出現了很多類似於支票賬戶的新資產產品，例如貨幣市場基金賬戶，於是美聯儲轉而使用貨幣供給的寬口徑指標“M2”。美聯儲希望社會公眾能夠了解較低的貨幣供給增長率與較低的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絡，更易於美聯儲降低通貨膨脹率。根據《漢弗萊…霍金斯法案》的要求，美聯儲主席要每年兩次向國會彙報新制定的貨幣政策。這一報告制度的名稱也被叫做“漢弗萊…霍金斯聽證會”，取自法案的發起者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和眾議院議員奧古斯塔斯·霍金斯（Augustus Hawkins）。
不過遺憾的是，事實證明貨幣供給增長率指標經常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問題在於金融創新模糊了貨幣（這裡指的是類似於現金和支票賬戶這樣的流動性資產）與流動性較差的儲蓄存款之間的界線。例如，支付利息的貨幣市場基金賬戶與支票賬戶很相似，但是同時它又是一種非常安全的儲蓄產品。如果貨幣市場基金賬戶發展的速度很快，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經濟體內的貨幣或流動性會增加，從而會進一步促進消費以至於帶來通貨膨脹風險？又或者這是否暗示投資者正在尋找安全的投資渠道，因此說明內需不足，通貨膨脹率將要降低？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統計資料顯示，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提高往往伴隨著——但時間上會有一兩年的滯後——名義GDP增長率的提高（參見圖7—1）。然而在近來25年間，較高的貨幣供給增長率實際帶來的GDP增長率卻很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美聯儲打算設定貨幣供給目標時，貨幣供給增長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反而變得非常不穩定了。正如加拿大銀行前任理事傑拉爾德·鮑伊（Gerald Bouey）所說的：“不是我們打算拋棄貨幣總量指標，是它們拋棄了我們。”圖7—1 貨幣供給量與GDP增速嘗試新的政策貨幣供給量目標失去了作用，人們又把目光逐漸轉移到了通貨膨脹目標上面。相對於控制貨幣供給增長率來說，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的直接控制力較弱——中央銀行會公開向民眾宣佈通貨膨脹目標，引導群眾相信任何通脹壓力都是暫時性的。
衰退迷思 大蕭條對伯南克的啟示
上個世紀美國的中央銀行曾犯下兩個嚴重的錯誤：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這兩起危機對伯南克的觀點影響很大，從他的學術成果可以看出他對大蕭條非常感興趣。在一本有關大蕭條的著作中，伯南克寫道，“我相信自己是大蕭條痴迷者，就像有些人熱衷於研究美國內戰一樣。”
20世紀30年代的資料可以說明伯南克為什麼把大蕭條視為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從1929—1933年期間，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竟然下降了30％，已經處在崩潰邊緣。工業產值的下降速度甚至更快：到1933年時，工業產值已下降到僅相當於四年前產值水平的一半。失業率飆升到25％（參見圖8—1）。通貨緊縮開始大行其道：物價水平下降了25％（參見圖8—2）。正如下面我要談到的，通貨緊縮嚴重損害了經濟發展的活力，使得中央銀行無法執行貨幣政策。很明顯，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經濟衰退，那麼從大蕭條這個史上最糟糕的經濟崩潰危機入手是再好不過的了。
伯南克的信念伯南克的美聯儲伯南克熱衷於研究大蕭條並不僅僅是出於學術興趣：這能給他帶來一些有關貨幣政策前景的啟發。正是源於對大蕭條的研究，伯南克終於意識到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