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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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作出大規模的軍事反應。

1989年期間，幾個鬧事的共和國——波羅的海國家、喬治亞、現在又多了個亞美尼亞——膽子越來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著又要求在蘇聯之內擁有自己的主權。1989年11月，蘇聯議會批准波羅的海諸共和國自治，但這並不能讓其滿足。1990年3月的共和國選舉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中產生了更多的民族主義者，新的立法機構現在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宣佈脫離蘇聯獨立。

顯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讓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繼續留在蘇聯之內。但戈爾巴喬夫引進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這條路線相沖突。蘇聯憲法也正式保證過，任何共和國都有權脫離聯盟。因此，戈爾巴喬夫沒有挑戰波羅的海諸共和國這樣做的權力，雖然他也呼籲它們不要這樣做；他說，只要波羅的海諸共和國脫離蘇聯的決定是依據一定程式作出的，就不必訴諸武力。確實，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的脫離並不會有損於蘇聯本身，因為它們只佔蘇聯總人口的，也不擁有什麼重要的自然資源；再加上它們併入蘇聯的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它們是聲名狼藉的斯大林與希特勒1939年秘密協定的產物——這樣做就更無損於蘇聯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種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衝突之中，俄羅斯共和國透過了它自己的主權宣言！俄羅斯總是在蘇聯體制中佔據不應有的地位。俄羅斯人是佔壓倒性多數的民族。他們構成了蘇聯總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蘇共和國家機關中佔有不應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國的黨和政府機構中，俄羅斯人也是高階職位的佔有者。蘇聯周邊共和國所發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們認為是俄羅斯人掌管的一切。

雖然俄羅斯人擁有這種種控制蘇聯的途徑，然而在同時，俄羅斯民族主義在某些方面也受蘇聯體制的壓制。列寧就老是擔心“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將會威脅到蘇聯的完整，蘇聯體制的組織方式也正是反映了這種擔心。與其他14個共和國不同，俄羅斯共和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共產黨組織。它也是唯一一個沒有獨立的科學院、工會組織、共青團和克格勃的共和國。為了替蘇聯人民建立一種全聯盟的認同感，俄羅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受到壓制。

隨著蘇聯周邊共和國的民族運動日益高漲，其要求自治甚至獨立的呼聲日益強烈，俄羅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這給葉利欽和親資本主義聯盟提供了機遇。葉利欽給俄羅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澆油，一再重彈下述調子：在蘇聯，只有俄羅斯和土庫曼生產的商品價值比他們消費的多。葉利欽當上俄羅斯議會主席剛剛一個月，民主俄羅斯就提交了一個法律議案，要求宣佈俄羅斯是一個主權實體，擁有對自己的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其自行透過的共和國法律高於蘇聯法律。葉利欽認識到了這個提議是他最終戰勝戈爾巴喬夫和整個蘇聯政府的絕佳方式。儘管在蘇聯憲法中找不到這一法律議案的任何根據，葉利欽還是說服俄羅斯共和國議會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對271票透過了《主權宣言》。

民族主義（3）

雖然俄羅斯共和國缺乏支援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據，但它的《主權宣言》的透過對其他共和國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響，改變了遍及所有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衝動的性質。不管蘇聯體制被抹上了多麼濃重的俄羅斯民族色彩，聯盟的框架至少為那些非俄羅斯共和國提供了安全和實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經濟利益。例如，俄羅斯豐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應整個蘇聯。而現在，俄羅斯共和國居然聲稱要掌握對其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和使用權。

以前相對平靜的共和國的領導層，現在也立刻透過了自己的主權決定。到1990年8月，烏茲別克、摩爾多瓦、烏克蘭、土庫曼和塔吉克均透過了主權決定。10月，甚至一貫忠誠的哈薩克也效法了這些榜樣。在有些共和國，之前並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民族運動，但它們中的共產黨領導人眼看葉利欽已有能力取消蘇聯，因而急於自己掌握主動權。

烏克蘭領導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為，就是俄羅斯共和國走向獨立所引發的一連串反應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為烏克蘭共產黨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曾專門與烏克蘭民族主義作過鬥爭，倡導過新型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1989年末，烏克蘭出現了一股民族主義運動，其大本營是該共和國的西部地區。隨著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隨著資本主義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這位在1990年7月高升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