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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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莫夫把共產黨的名字簡單地換成大眾民主黨，就接管了前烏茲別克共產黨的財產，而該黨的首腦還是同一個卡利莫夫。

1991年12月初，葉利欽最終埋葬了建立新聯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宮的財政大權，接著和另兩個斯拉夫共和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首腦舉行會晤，宣佈蘇聯解體，組建鬆散的“獨立國家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向一切前蘇聯共和國開放，但其中沒有戈爾巴喬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12月31日，蘇聯正式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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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上層的革命（1）

蘇聯體制的終結，並未經歷什麼實際的暴力和流血衝突。一個完整的社會經濟體制垮臺了，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民族國家之一不復存在了，其經歷的過程是如此平和，讓全世界都驚呼難以置信。毫無疑問，可以把這一過程定性為一次革命，雖然是一種特殊型別的革命。

社會經濟體制被來自下層的革命所掃除，這在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在這種傳統的革命中，社會體制的下層受害者揭竿而起，打敗舊的統治集團，推翻該集團藉以統治的體制，再開始從事建設新體制這一艱鉅工作。法國大革命是此類歷史事件在現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國革命則是20世紀的例子。

雖然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是透過革命推翻的，但這種革命與傳統的革命沒有絲毫相似之處。該體制的終結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會過程的產物。它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的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藉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黨—國精英們在這種革命口號下結成聯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種集團和階級的聯盟。親資本主義聯盟也從知識分子、經濟學家和私營企業主這個新階級那裡獲得了支援——所有這些人都屬於蘇聯內部的特權集團，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還是在物質財富方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學家在這種革命過程中特別起著關鍵的作用。然而，黨—國精英才是這種聯盟的中堅分子。俄羅斯共和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們組成，他們代表著與親資本主義聯盟相互照應的另一股勢力。新的資本家階級絕大部分是從他們中產生的。正是這些黨—國精英們支援改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最終使政治對手繳械並打敗了其他兩部分人。

很難在最近找到一次歷史事件，可以和俄羅斯1991年的革命相類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和它有點相似。這是日本在西方勢力的強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後，透過日本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幫人來掌權的革命。新的統治者決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來取代日本的封建體制。他們廢除了舊體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階級特權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們利用國家的力量去建鐵路和電話線，去開展新工業的建設工作，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然而，明治維新同蘇聯精英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拒絕、對資本主義的偏好有著重大的區別。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雜混而成，他們中###的集團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兩年的時間去戰鬥才能贏得政權，這點和蘇聯的實質上是和平的演變不同。日本在對外來政權所強加的軍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應時是如此之激烈，而蘇聯卻是世界上兩大強權之一，根本沒有受到軍事征服之類的嚴重威脅。

蘇聯垮臺的獨特性，根源於它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特殊性。歷史上其他強大的社會體制，都有這樣一些統治集團，他們擁有生產資料，並多多少少公開地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實行統治。國家社會主義與此不同，它的統治集團並不擁有生產資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這一主張上：體制的執行是為了普通大眾。這種統治集團只是把自己的體制維繫在歷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紐帶上，一旦面臨物質私利，這種紐帶就顯得軟弱無力了。

我們已經看到，許許多多純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蘇聯垮臺中發揮了作用。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方面黔驢技窮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則是蘇聯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不得不時刻努力馴服它。此外就是一個人的個人野心和特殊天才，這個人就是：鮑里斯·葉利欽。

假如蘇聯不是一個以許多不同民族共和國為基礎的多民族國家——就像共產黨統治的其他大國，例如中國——那麼，其社會經濟體制的終結就不會引發其國家的解體。蘇聯的解體是改革年代興起的親資本主義聯盟的核心在俄羅斯共和國活動所釀成的副產品，也是該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