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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極！風景不能當飯，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卻是一日三頓不可或少的。蘇州所以能居於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為它的美食超過了杭州。這也許是蘇州人的驕傲吧，可我那時簡直覺得這是一種罪惡，是人間最最不平的表現！我不知道地獄裡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裡確有地獄，而且絕大多數的人都在地獄的邊緣上徘徊。說老實話，當我開始信仰共產主義的時候，我沒有讀過《資本論》，也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多半是由朱自冶他們促成的；他們使我覺得一切說得天花亂墜的主義都沒有用，只有共產才能解決問題！如果共掉了朱自冶的房產，看他還神氣不神氣！
我偷偷地唱著一支從北平傳來的歌：
山那邊呀好地方，
窮人富人都一樣，
你要吃飯得做工呀，
沒人為你作牛羊。
……
這支歌的曲調很簡單，唱起來也用不著尖起嗓門兒費死力，可它卻使我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邊！
我決定到解放區去了，那已經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區的形勢，總以為國民黨還很強大，還有美國的原子彈什麼的。無產階級要奪取全國勝利，恐怕還要經過幾年、幾十年的浴血奮鬥！我讀過《鐵流》與《毀滅》，知道革命的艱難困苦，知道那是血與火的洗禮。所以當時的心情很悲壯，準備去戰死沙場。“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當時的心情很有點像荊軻辭別高漸離。
我的高漸離便是蘇州，是這個美麗而又受難的城市叫我去戰鬥！臨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閣上把這美麗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見吧，你的兒子將用血來洗盡你身上的汙垢！傍晚，我照樣去替朱自冶買小吃，照樣買了一塊乳腐醬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孫子從屈辱中接過錢來為你買肉，這恐怕是最後的一回！我的判斷沒有錯，當奶奶發覺最孝順的孫子失蹤之後，她哭喊了三天便與世永別。
年輕時的記憶多麼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掛牌、遊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經淡忘了，彷彿那是一場不屑一顧的遊戲。可是三十多年前離鄉別井，暗中告別親人，向著黑暗猛衝的情景，卻點滴不漏地儲存在記憶裡。也許我是歡喜記著光榮而忘掉屈辱吧，可又為什麼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記？每當我在電影或電視中看到受傷的戰士從血泊中爬起來，舉起槍，高喊著報仇的口號向敵人猛撲過去的時候，我的心便會向下一沉，兩眼含著淚水。雖然這種鏡頭看得太多了，也覺得老一套，可是這種話我不許孩子們說，孩子們一說我就要罵：“小赤佬，你懂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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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有涉（1）
沒想到我進入解放區已經太晚了，淮海戰場上的硝煙已經消散，槍炮聲已經沉寂。解放區的軍民沉浸在歡樂的高潮中，準備打過長江去！我們這些從蔣管區去的學生被半路截留，被編入幹部隊伍隨軍渡江去接管城市。我從蘇州來，當然應該回到蘇州去，因為我熟悉那裡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種好聽而又十分難懂的語言，帶個路也方便。至於回到蘇州去幹什麼，誰也沒有考慮，如果那時有人提出什麼前途、專業、工資、房子等等，我們這一夥“小資產”便會肯定他是國民黨派來的！革命就是革命，幹什麼都可以，隨便。我們的組織部長卻不肯隨便，一定要根據各人的特長和志趣來分配，因此就出現了十分快樂的場面：
組織部長把我們二十多個學生兵召集到一個祠堂裡。祠堂的正中擺著方桌，桌上放著檔案和紙筆，二十多人分坐在兩邊。
組織部長是個大知識分子，早年畢業於交通大學的機械系。他對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十分熟悉：“現在要給大家分配工作了，組織上儘量照顧各人的特長和志願，希望你們在回答問題之前好好地考慮，分定之後就不許犯自由主義。”
當時的氣氛本來很嚴肅，卻被我的老同學，諢名叫丁大頭的人弄得豁了邊。丁大頭的頭其實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識很廣博，天文、地理、歷史、哲學他樣樣都懂一點。因為他的腦子裡包容的東西太多，所以看起來他的頭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點。他第一個被部長叫起來：
“你想幹什麼呢？”
“隨便。”丁大頭回答得很爽氣。
部長翻了翻眼睛：“隨便是個什麼東西？說得具體點。”
“具體點……那也隨便。”
人們鬨堂大笑了：“他什麼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