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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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之說，這個“江湖”是與“朝廷”相對的。朝廷充滿機心與鬥爭，沒有自由，不得安寧，甚至連生命都得不到安全保障。生活在統治階級高層的人們，“夜費心機，日施手段”，為的就是趨利避害，儲存和發展自己，抑制和削弱他人；而江湖則是安謐寧靜之所在，這裡泯滅了差別，沒有鬥爭，有的是自由自在，隨意和瀟灑，可以說是周谷城先生所提倡的“無差別境界”了。當然，它屬於那些起碼是不愁衣食的有產者的，而且還帶著幾分文人士大夫的幻想成分。

武俠小說中的“江湖”與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則是根本不同的，它充滿風波艱險、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和血仇報復；它又是變幻無常的，在普通人眼中神秘莫測，很難一履其地。這種“江湖”是與文人士大夫無關的，那些出沒於江湖的盜賊俠客，如果褫去了武俠小說作家對他們的神秘化和美化以後，讀者們看到的就是脫離了社會正常秩序、勇於冒險、富於主動進擊精神的遊民。“江湖”是這些遊民生活的空間。他們在這裡掙扎、冒險，有時僅為覓得一粥一飯也要付出很大的氣力；可是，在這裡他們可以憑著自己的力量獲得生活的權利，或許在這裡他們會取得變泰發跡的機會。然而，這裡的風波險惡決不亞於廟堂（朝廷），而且由於遊民缺少文化，他們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手段更加殘酷，鬥爭的目的不加任何文飾、更為赤裸裸。金庸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一些浪跡江湖的俠客，就有厭倦江湖的險惡、打算“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不可得，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

遊民的“江湖”與隱士的“江湖”是迥然有別的。如果我們不從遊民和遊民文化的角度考察這些問題，就會把武俠小說看作是無中生有，看作完全是作家頭腦中想象的產物，與現實生活毫無關係。實際上自宋代以後，由於人口的激增，遊民群體的形成，遊民的生活空間自然而然構成了一個與主流社會相抗衡的隱性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也逐漸形成了它所特有的運作規則與行為方式，並且它也與主流社會存在著互動關係，對中國近千年的歷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這個影響在歷史界也缺少深入的研究）。如果我們不從遊民特性以及他們的生活實際，去考察自《水滸傳》到當今的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江湖”生活，那麼就不能正確認識遊民階層的生活是為這些文學作品提供了素材的，而且也不能恰如其分地評價武俠小說的認識作用。

其他，如這類作品經常提到的，也是隱性社會中一般要求其“成員”所奉行的“義”、“義氣”、“劫富濟貧”等綠林的道德觀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桃園結義”、“肩膀齊，為弟兄”等流浪漢的結合方式；以及“替天行道”、“剷除不平”等政治理念，如果不從遊民角度考察，就很難對它們做出合理的解釋。這些根源於隱性社會的思想意識，對主流社會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遊民問題與社會的遊民化（1）

遊民、遊民文化及其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上都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史學與文學史研究者有責任揭示這個歷史事實，並從中探索其演變規律。在揭示這個事實與總結其規律的同時，還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對於文學創作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最早的通俗文藝作品是江湖藝人們創作的，所以在早期通俗小說和戲曲中便帶有抹不掉的遊民生活的痕跡，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遊民對生活和歷史的理解。我們從中還可以發現，文學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學作品，由於其受眾眾多，在社會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巨大。它們簡直成為下層社會人們理解生活和學習歷史的教科書，更是他們獲取政治知識和操作手段的重要渠道。因此，它們不僅促成了遊民的社會化和組織化（如明末清初，遊民組織的出現），而且成為社會遊民化的橋樑（遊民的思想意識透過通俗文藝影響到其他階層）。特別是走投無路的人們在鋌而走險之時，這些具有遊民意識的通俗文學作品便給他們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為指導他們戰鬥生涯的百科全書。中國是個政治化的民族，古代下層社會的人們就是靠這些通俗小說去理解和接觸政治的。

宋代和宋代以後，整個社會風氣是崇文抑武的，普通的老百姓對於戰爭、武備是很陌生的，唐以前的朝代實行兵農合一、全農皆兵的制度，人人都是兵，農閒，每人都要參加軍事訓練。唐代實行府兵制，可以說是“全兵皆農”，在所劃定的“折衝府”內，大部分農民都是兵，要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參見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他們只能從反映遊民冒險生活的文學作品中吸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