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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文明程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目的可以捏造，而手段是實實在在的，甚至可以量化，難以欺世。例如，皇權專制社會衙門所普遍採用的肉刑，老百姓見官要磕頭，這些到了近代基本上被禁止了。這就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乙。對待婦女的態度
中國古代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婦女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作為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對婦女也是歧視的，雖然儒家思想也承認作為正妻的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妻者，齊也”。在家庭中，妻子是與丈夫對等的人，男主外，女主內。他們的對等性特別體現在祭祀之中，女人不是無足輕重的，宗子、宗婦共同承擔祭祀的責任。而《三國志平話》、《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對於婦女的態度則是漠視甚至敵視的。其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遊民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對於構成家庭另一半的態度易於在豔羨（多是“形而下”的遐想）與抵制之間震盪。這一點現代人和外國人很難理解。美國學者浦安迪認為，梁山好漢如李逵等都有誇張的“厭女症”，《明代小說四大奇書》，P267，中國和平出版社。實際上這是需求、恐懼、斥拒等多種心態的反映。這正像阿Q一方面罵寡婦、尼姑，一方面內心對女人極度渴求一樣。遊民沒有家室，在古代他們又沒有接觸女人的機會，出於人的本性，他們對於女性的極度渴求是毫不奇怪的。無論古代還是當代，那些夢想做皇帝的人們（大多是遊民），一旦要把皇帝夢付諸實施時，他們乾的第一件事幾乎都是設“三宮六院”。然而他們對女性又缺少基本的瞭解，因此女性在他們心目中既神秘又令他們恐懼。江湖上流行有好漢不應近女色的輿論，他們既要做好漢，就不能不壓抑心中的慾火，硬著頭皮做好漢。因此才會出現《水滸傳》對女性的變態反映。
二是習武生活對女色有一種恐懼感，傳統養生思想認為過多地接近女性是會損耗身體的。枚乘《七發》就說過“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後世這種思想又有所發展。《水滸傳》中的好漢都是習武的，他們對女性的恐懼較一般人更嚴重。宋代武俠多沉淪於社會底層、浪跡江湖，這樣，好不好女色逐漸成為江湖評價一個人是否是好漢的標準。好漢英雄都是不好女色的。宋江納閻婆惜為“外室”，但並“不以這女色為念”；盧俊義有年輕的妻子賈氏，但他“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晁蓋更加極端，“最好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這些才是江湖認同的好漢。那些好色之徒，江湖好漢們要恥笑的，稱之為“溜骨髓”。這一點在《水滸傳》第三十二回中宋江以大哥的身份與矮腳虎王英正式地說過——“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好生惹人恥笑”。可見這在江湖已經形成了輿論，後世江湖生活中有的甚至把女性視為不祥之物，（見［英］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P182，“土匪、女人和性”一節。）要千方百計地避開。對女性的斥拒再加上恐懼，便會發展到敵視。
《水滸傳》寫了三十幾個女性，作者對於那些具有女人特徵和女性追求的婦女形象都有本能的敵視，把她們寫成水性楊花的淫婦，而且大多數被梁山好漢們以極其殘酷的手段處死。如果說閻婆惜、潘金蓮、白秀英、盧俊義的老婆賈氏等人的被殺，還是因為她們自有其取死之道，死得不算太冤枉之外，潘巧雲、李巧奴等人也被殘酷地殺死，就不免使現代讀者為之叫冤。至於第七十三回“黑旋風喬捉鬼”中，李逵把與人私通的狄太公的唯一的女兒“一斧砍下頭來”，並把這一對青年男女“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雙斧，看著兩個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擂的亂剁了一陣”。這兩個與李逵毫不相干的男女被如此殘酷地殺死，使人感到李逵缺少人性，無怪魯迅對他表示“憎惡”。不僅《水滸傳》對女性如此，傳世的幾齣以“水滸”為題材的雜劇中的婦女也多是負面形象。香港學者劉靖之在《元人水滸雜劇研究》中指出，傳世的水滸題材的雜劇有十出，而其中就有五種寫了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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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2）
《雙獻功》、《燕青博魚》、《還牢末》、《三虎下山》和《鬧銅臺》等五劇裡的“不伶俐勾當”故事十分相似，敘述大夫人或二夫人與“衙內”式的人物或自己的管傢俬通，兩人並商議如何置婦人的丈夫於死地，以便雙雙逍遙快樂。他們雖然成功地誣告丈夫入獄，結果都被梁山好漢救上梁山，姦夫淫婦被正法。雖然故事典型化，但不同作者筆下的旦兒和搽旦的性格和脾氣卻各有千秋，有的異常生動活潑，有的則刁蠻潑辣，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