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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仇”，“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激烈的文字充斥孟子的書中。這些文字極大地刺激了君權絕對論者朱元璋，他十分憤怒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也就是說，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後來，朱元璋又命劉三吾編成《孟子節文》，把《孟子》中尖銳地批評專制主義和宣揚民本主義的文字盡行芟汰。對於儒家經典作這種帶有批評性的刪節，在經學史上只有兩次，一次是宋代的王柏刪詩，認為《詩經》中有“淫詩”，刪去32首，編為《詩疑》；另一次就是朱元璋刪《孟子》85條。朱的目的就是要把君權抬到絕對不得有絲毫懷疑的地步，套用“四庫館臣”批評王柏的話說：“璋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孟子哉！”然而這的確反映了處在皇帝高位上的朱元璋的“皇極意識”，認為自己“無所不可為”，“無所不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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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8）
朱元璋蔑視人、賤視生命的意識也成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個傳統。不僅那些權閹、權臣隨意使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是這個傳統的再現；而且，文人士大夫的自虐情節也與此傳統有關。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自尊，許多人以自汙求生存。明初著名詩人袁凱曾以《白燕詩》聞名於時，入明，以薦授御史。當時明太祖朱元璋審完一些案子，常把這些案子的檔案及量刑結論給太子看，太子往往予以減刑。朱元璋問袁凱：“朕與太子孰是？”袁凱誰也不好得罪，只好說：“陛下之法正，東宮之心慈。”朱認為袁凱老奸巨猾，首鼠兩端，一度下獄。釋放後，袁凱感到做朝臣的艱難，又沒有理由迴歸鄉里，於是裝瘋，仆地不起。太祖派人用木鑽鑽他，他也忍住不動，被視為真瘋，這樣才被放歸家鄉。後來朱元璋又曾派使者到他家偵查，他當著使者的面唱《月兒高》的小曲，吃狗屎，這樣才幸逃一死，見《列朝詩集小傳》及《明史》本傳。得以壽終，在明初的文人圈中還真有點意外。又如《南吳舊話錄》記載上海文人鬱惟正被徵詔，當時朱元璋威福莫測，常有徵召文士入朝，“立受顯職，旋即誅戮者”。鬱惟正深自韜晦，進京後，皇帝讓他自我介紹，他作詩云：
上海入京鬱惟正，現患四肢風溼病。皇帝若還可憐見，饒了一條窮性命。
看到這種自我汙辱式的自白，朱元璋才准許其歸隱。文人士大夫要生存，非得徹底去掉面子，泯滅自尊不可，連求生都如此艱難，更不要想追求歷代儒者所倡導的文人士大夫應該具備的風骨了。文人士大夫只有徹底變成軟體動物，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這不僅使文人士大夫的優良傳統中斷，也導致了全民道德水準的下降。因為知識階層的道德水準不單純是他們自己的事，它關係著整個的社會。
當然，以酷刑摧殘文人士大夫自尊的不只有歷代暴君，正如杜甫詩中所說“喪亂死多門”，你去我來的暴民更使文人士大夫無所適從，兩者手段的殘酷也是相去無幾的。我們把成事的朱元璋與未成事的張獻忠兩人的殘忍性格加以比較，既可以看到暴君與暴民的相互影響，更能看出高踞於宗法社會之上的暴君，與被排斥出宗法網路之外的遊民是具有共同點的。
這一節我們談朱元璋從遊民到帝王的角色的轉換，遊民與帝王地位相差懸殊，但其思想意識卻很接近，因為兩者都是最關注現實的眼前利益，缺少超越性的關懷。遊民是生活窘迫，萬不得已，不關心眼前則不能生存；帝王之位則是眾目所矚、更是明爭暗鬥的焦點，帝王要時時刻刻看住自己的皇位，丟失大寶也是轉瞬之間的事。他們也不能超脫，只能喜怒無常，因此皇上近臣都會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覺。正是基於利益的短淺性，遊民、帝王所採取的手段容易趨向極端，並且迷信極端性的手段可以解決問題。與帝王、遊民不同，儒家卻由於它有超越的一面，能夠關注到社會各個階層長遠利益。因此，儒家常常被上下夾擊，處在十分尷尬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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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說中的朱元璋集團（1）
作為遊民出身的朱元璋應該是江湖藝人創作的極好題材，朱元璋統一天下既是“朴刀杆棒”奮其威力的結果，也是部分遊民“發跡變泰”的過程。它符合遊民的生活實際，又能表達遊民的生活理想。然而，在明朝，朱元璋是太祖高皇帝，是任何達官顯貴都不能褻慢的，更不用說江湖藝人了。因此，明代關於朱元璋的傳說雖然很多，有些甚至還帶點皮裡陽秋，但只見於各種筆記，江湖藝人很少敢染指這個題材。明代中葉才出現了以皇朝建立和朱元璋發跡為題材的《皇明英烈傳》（簡稱《英烈傳》），不過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