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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頭現出桃李木劍一口，劍頭二龍爭珠，劍尾有“反（清）復明”四字。（清）兵追趕五位僧人，就將寶劍勇力救去，殺退（清）兵，與僧訴說一番前事：“當日我丈夫與你相教，因為奸臣所害，走到此地，幸遇夫人公子搭救，未知何時得報？”
郭、鄭二人成為天地會中“前五祖”的救命恩人，可見其地位之重要。近世抄本（如戴魏光之《洪門史》）言郭秀英殺退清兵後，將桃李劍給她的兩個兒子鄭道德、鄭道芳，自己與鄭玉蘭投三汊河而死，謝邦恆葬之河畔。天地會晚出的文獻把郭秀英、鄭玉蘭列為“三英”之二。天地會中有了這兩位美麗英勇剛烈的女性，彷彿“說唐”系列薛家將故事中的樊梨花、薛金蓮；楊家將故事中的八姐、九妹、穆桂英。有了她們，使得以金戈鐵馬、朴刀杆棒為主的粗獷故事更富於色彩，也便於號召天地會中的女會眾。有了“女會眾”，便帶來了一個令遊民頭疼的問題，即男女關係的問題，或說是“淫”的問題。從遊民的道德出發，天地會最憎惡“淫”，這一點《水滸傳》也為天地會作出示範。晚出的天地會文獻中的“西魯神話”突出了叛徒馬二福的“淫”的內容，說他有意強姦郭秀英、鄭玉蘭。《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更是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馬二福（其名改作馬福儀）欲非禮郭、鄭二人的情景。
秘密會社天地會內幕（8）
“桃李劍”既為郭秀英、鄭玉蘭所使用（或為二人所化），那麼它在天地會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成為洪門的鎮山之寶。“蕭本”中即有《桃李劍敘》一章，把鄭君達及其妻子郭秀英、妹妹鄭玉蘭的故事從“西魯神話”中獨立了出來。其中言君達是福建廈門大咸美人，身居水軍都督之職。他的妻子和妹妹十分美麗，為遊方和尚馬二福所垂涎，二人不從，投水身亡。後漁父吳成貴父子見二人之屍，便把她們埋葬。二人墳上長出了桃樹、李子樹，樹倒後化為桃李劍二口。此劍“能千變萬化，飛騰空中，千里取人首級，實是至寶”。吳成貴把它獻給天地會，會中“把它收藏在洪花亭上，以為反（清）復明之用，且以為古記。”這種想象彷彿是來源於《三遂平妖傳》、《封神演義》。用這個故事可以增加天地會的神秘性，給會眾以激勵，並用來懲戒敢冒犯“淫”戒之人。
從上面的簡單分析可見，“西魯神話”像其他一切民間故事和傳說一樣是逐漸積累豐富起來的。它的故事情節越來越曲折，內容越來越豐富。與民間故事和傳說不同的是，累積起來的新情節、新內容不是從傳播者的生活中來的，也非個人體驗中來的，而是從他們頭腦裡的知識中來的，而這些知識的絕大部分是透過通俗小說和據以編纂的戲文獲得的。這種“知識”甚至在他們的頭腦中形成了固定的邏輯，成為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直至今天，由於這種文藝作品的影響尚未完全消失，人們仍然習慣於按照這種邏輯去思考問題。例如，秉公執法是每個執法人員的職責，但是，老百姓往往贊之以“清官”。又如，三年困難時期，許多高階官員下鄉，深入基層，訪貧問苦，調查研究。有某大員到陝北一帶調研，老鄉們見到他，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詢問：“朝中是不是出了奸臣了？”中央由某人主政，農村老百姓還是習慣說，“某人坐朝廷了”等等，帝制已經被推翻半個多世紀了，新的共和國也建立了幾十年了，可是人們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還沿襲著舊小說和舊戲曲的路子。可見它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滲透到社會下層的民眾的頭腦之中，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現在尚且如此，那麼在一百多年以前，對於文化水平很低，處於社會底層的遊民，按照通俗文藝作品的邏輯編造“西魯神話”就不奇怪了。
我們從對“西魯神話”的分析可見，它絕不是由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向壁虛構出來影射歷史上某個重大事件的，如言少林寺僧人為清廷立功是影射鄭芝龍的，鄭君達是影射鄭成功的，西魯入侵是影射俄羅斯侵犯邊境的等等。這些大多也是身處下層的遊民很少了解的。而是由文化水平很低的天地會眾口耳相傳輾轉增益逐步形成的。故事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心態情緒都是遊民的，而非文人士大夫的。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天地會的組織者和中堅力量到底是些什麼人物，他們的宗旨與目的究竟是什麼。
當然，我說“西魯神話”的編纂和發展演變多取材於通俗文藝作品，並不是否認這個故事的現實基礎。前面我已經用專門研究天地會的羅炤先生十餘次南下實地調查的結果，和他所發現的《香花僧秘典》中的《三滴水贊》，以及其他專家的考證來說明，“西魯神話”中有些人物與情節所蘊涵的現實影痕（如萬雲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