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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最強大的海軍國家，它對西西里的敘拉古等城邦，則幾乎從頭到尾一直保持一種精神上的領導地位。而斯巴達則在整個希臘世界忙於對外的殖民擴張和建立一種新的高度文明的時候，征服鄰近的希臘人國家，並且為了鎮壓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們翻不了身起見，建立了當時的希臘世界所沒有的、也是後代一切國家所未見的嚴峻的秩序——所謂“嚴峻”，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方面而言都是適合的——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現象。它的公民的那種不怕個人犧牲的高度集體主義精神，它的蔑視財富，放棄藝術與文化，它的平等主義的公餐制度等等，博得許多古希臘思想家的讚美，柏拉圖的《理想國》所理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就以斯巴達為其原型。但是斯巴達的這種秩序並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以其軍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達帝國，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誘惑，敗壞了這種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紀，斯巴達累敗於忒拜同盟名將埃帕梅農達斯之手，美塞尼亞獲得解放，阿卡狄亞諸邦脫離拉凱戴孟同盟。斯巴達國內秩序敗壞以後，雖有阿吉斯四世（Agis Ⅳ，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奧米尼三世（Cleomenes Ⅲ，公元前235—212 年）等王屢謀改革，還是一事無成。斯巴達和它的嚴峻秩序和希臘諸城邦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達的歷史中，有一個對我們來說很有興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她一度實行兼併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亞卻又半途而廢，改為實行同盟的政策？關於這一點，有人以希臘人愛好自由，為維護國家獨立而戰不怕犧牲來解釋。我們姑且承認這一點，然而僅此一端，也還不足以解釋此種現象。呂底亞王國進犯小亞細亞諸城邦，許多城邦旋即納貢稱臣；波斯軍進犯希臘，希臘本土北部、中部諸國都屈服了，還派兵參加進犯的波斯軍。屈服的希臘城邦固然沒有淪為郡縣，至少是從獨立國家貶低到了藩屬的地位，可見希臘諸邦在強大的軍力面前並不是永不屈服的。問題是：斯巴達之對美塞尼亞和波斯之對希臘諸邦所要求的條件不一樣——後者以對方降為藩屬為滿足，前者則徹底摧毀被征服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組織，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這些國家原來被統治的平民的地位，從中吸收力量使之為征服者所用，或者進一步使之成為征服者統治階層中的組成因素，雖然決不是佔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達對被征服國家的各階層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並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建立起來一種森嚴的等級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從而征服者的統治階級自身也必須世世代代處在永久的警惕之中，這和帝國主義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對所統治各民族“兼收幷蓄”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這種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範例以後，自然會使它的第二次征服物件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併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達在政治上還有另一種傳統，即堅定地維護立憲主義的貴族政體，它對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樣感到厭惡。它的這種傳統政策，使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摧毀了進入它的“帝國”範圍一切城邦的民主政體，到處樹立親斯巴達的貴族政體。這是公元前5世紀末至4世紀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紀，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峽諸邦推翻僭主政體，對雅典的僭主政體的傾覆，也盡了一臂之力。大略經過，後面還要扼要介紹。
特薩利亞
特薩利亞是希臘本土集團化的另一個例子。它的社會結構類似斯巴達，其政體則和斯巴達迥然不同。
特薩利亞擁有希臘本土最廣闊的平原，它的領土面積約十倍於雅典，居統治地位的特薩利亞人，是多里安入侵時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臘部族，當地居民是操愛奧里斯方言的邁錫尼舊民，征服者在語言上被當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們是特薩利亞的貴族。當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圍的山區，以後成為特薩利亞的“邊區居民”，他們享有的自由，比斯巴達的邊區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淪為農奴，稱為“珀涅斯泰”（Penas tae），其地位和斯巴達的黑勞士相同，不過所受監視要輕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薩利亞平原周邊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築成城堡，統治周圍被征服的農奴，和納貢的邊區居民。每一個城堡有一個巴西琉斯，各自獨立稱王，不相統屬。公元前7世紀以後，王政消失，代之而興的貴族，雖然還不時發生內訌，居然以政治家風度合作起來組成了特薩利亞“聯邦”。聯邦制度細節沒有資料可憑，大體上是分佈於特薩利亞的無數小城市分別聯合成為四個瑞士自治州（Can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