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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得用英語來說。當時研一的英文程度進步神速,因此一字不頓就嘩啦啦地脫口而出。不過,雖然讓指揮下臺的提議理所當然地被否決,教會倒也真的為他在禮拜儀式中單唱或吹奏單簧管等提供了機會。
當時在教會負責彈奏管風琴的人,是現在決策系統研究株式會社的董事長飯久保廣嗣先生,一直到現在,我們兩家都還是好朋友。
如果將這個基督教堂的聖歌隊也算進去,研一的大學、研究所生涯中忙著做的事情就兼顧四樣了。因為如此忙碌,以至研一無暇顧及學生運動或交女朋友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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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都全力以赴
雖說如此,研一打從孃胎中帶來的反叛精神可是一點兒也沒改變。為了申請東急東橫線的快車停靠在離我們家最近的白樂車站,他曾經滿腔熱血地參加了請願運動。研一推舉了當時神奈川大學的米田校長做代表,並召集了前眾議院議員加藤尚彥,以及之前提過的大井晴策先生,一起在白樂車站如火如荼地推行簽名請願活動。雖然最後因為沒有其他支線經過的理由,這項運動終告無疾而終,但可從中看到研一一如既往的個性:一旦一頭栽進什麼,絕不善罷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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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大前媽媽
從搜真女中畢業後,我進入丸紅飯田公司(今天的丸紅株式會社)就職。在丸紅上班的那段日子是多姿多彩的,從來都沒缺過約會的伴。
這並不表示我特別迷人,而是因為當時丸紅的女性職員還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只要是女性都很受歡迎。
住在田園調布的外婆當時還開班教導茶道和插花,而我從學生時代就一直在學這些手藝。上班後,每逢週六我都會以去外婆家學習為藉口跑出去約會。
為了瞞過媽媽,約會完了以後我總會繞回外婆家,再帶一些花回家。
就這樣,我並沒有和任何一個特定的物件約會,而是和很多不一樣的人出去,享受那份淺嘗輒止的快樂。其實,雖說是約會,不過也就是出去喝杯茶或吃吃飯而已。
當時爸爸和丸紅也有過生意上的往來,經常會到我們公司來拜訪。於是下班後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吃東西或喝喝酒,這些美好的回憶也很難忘。
當時所謂的派對指的就是舞會。除了全公司上下一起舉辦的聖誕舞會外,還有像單身宿舍主辦的舞會等。公司的單身宿舍不只一棟,若不小心只參加了某個特定宿舍的舞會,很可能會被謠傳與那個宿舍裡的某某人在交往。因此我若是要參加,就會參加全部的舞會。
媽媽從小就非常喜歡跳舞,結婚以後雖然繼續在練舞,但跳舞畢竟得男女配對,因此,她每次出去練舞時都會向爸爸交待說“去練體操”。爸爸想必也不知道媽媽在婚後還想繼續練舞吧!
因為媽媽總抱怨說:“身邊沒有會跳舞的男生。”有一次,我邀她一起參加丸紅的聖誕舞會。舞會的會場設在會堂,場面相當壯觀,對我們而言,這次舞會的意義非同凡響。當時丸紅有幾位曾是東大舞蹈社社員的男士(編按:東大舞蹈社的實力在東京六大大學中名列前茅,東京六大是指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法政大學、明治大學和立教大學),我打算讓媽媽與這些舞技超群的同事們共舞,因此特意邀請她參加這次舞會。
由於我在事前已千叮萬囑地交代過“我要帶我的媽媽來,請你們一定要邀她跳舞”,因此舞會一開始,會跳舞的同事們就一窩蜂地擠到媽媽面前來邀舞,而我就像個透明人一樣無人搭理。
邀請媽媽跳舞的人實在太多,以至有好多人還在排隊——媽媽的舞姿太優美了。她因為有幸與舞技高超的男伴盡情共舞,而變得容光煥發。直到現在,當年的年輕男士半跪著向四十多歲的媽媽邀舞的情景,以及媽媽那華麗動人的舞姿仍歷歷在目。
離開丸紅一年之後(我已持續上了五年的班),我和同在丸紅共事的同事結婚,這是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事情。翌年,我的女兒真智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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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進麻省理工學院
與此同時,多虧同學們的“代理出席”(編按:請求人代替上課的書面語),研一才好不容易從早稻田大學畢業,並繼續進了東京工業大學的研究所深造。他在大學時代的專攻科目是應用化學,進了研究所後則專修原子能工學。
就在此時,研一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機會:他獲得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的入學許可,可以赴美深造。當時是一九七三年,研一才二十四歲。關於決定留學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