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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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張靜江墊款投資。戴季陶以小恆記名義有二股。這是他們從事交易所經營證券期貨的一個例項。

1920年是戴季陶等人獲取厚利的一年。他們手裡有一筆鉅款，便花天酒地大加揮霍，也撥出一些款項資助駐閩粵軍。當年8月粵軍能夠回師廣東###桂系軍閥，戴、蔣等人也盡了一些力。但好景不長，戴、張、蔣等人所從事的交易所逐漸面臨危機。他們沒有充足的保證基金，依靠空頭支票充作現金，同時繼續哄抬股市。股票不斷漲價，兌換的人日漸增多，交易所由外強中乾到捉襟見肘。果然，事故發生了，戴季陶與某錢莊往來，因所開支票超過存款，被錢莊拒付。這樣，戴季陶一下子信譽掃地，更嚴重的是暴露了同夥的老底。以此為起點，他與蔣介石等從買空賣空的巔峰跌落下來，其經營苟延殘喘地拖延到了1922年春便徹底垮臺。至此大量股票成了廢紙，眾多受騙上當的人，紛紛來找當事人逼債。證券物品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被債權人逼得走投無路，急得曾兩次要跳黃浦江自殺。戴季陶也沮喪不已，告別了經濟活動的舞臺，從此再不願涉足。

交易所經營中的起落，使戴季陶與蔣介石共同飽嘗了甜酸苦辣，彼此間都視為知己。戴季陶在致蔣介石的信中表白：“弟之對兄，唯有一愛在，愛之變體成為痛則有之，決不成為憤也。”蔣介石也致函向戴季陶表示：“然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他們之間的緊密聯結，對戴季陶日後政治生涯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戴、蔣兩家聯絡密切，生活上很親近，彼此間稱兄道弟，戴季陶的兒子戴安國稱蔣介石為“三伯伯”，而蔣介石養大的次子蔣緯國的生身父親究竟為何人也令世人難以分清。日本有資料認為緯國是蔣介石和日本女人所生；蔣介石的第三位妻子陳潔如以及廚師蔣小品則說緯國是戴季陶與日本女人的私生子，因戴季陶怕老婆，不敢養，就由蔣介石交姚冶誠撫養。

戴季陶在上海從事交易所買賣期間，與任《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也有交往。1920年5月，俄國人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到達上海，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雙方商談了籌組中國共產黨的事宜。經過陳獨秀的介紹，當時任《星期評論》主編的戴季陶和沈玄廬、李漢俊以及《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等人，也曾參與會見維經斯基等人。同年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過程中，戴季陶曾參加過一些活動，但當要正式建立組織時，他藉口孫中山還活著，不能參加別的黨派，就退了出去。

1920年11月，粵軍從福建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取得節節勝利。孫中山返粵重新建立軍政府，戴季陶也跟隨赴粵。12月下旬，戴季陶到浙江奉化探望蔣介石並勸說蔣介石到廣東任職。戴季陶以情動人，以理相勸，一方面以“革命”、“黨國事業”等曉以大義，又以“廣州政府此時缺人”、“此去奇貨可居”等詞說明利害。但蔣介石嫌孫中山沒有授予大權，很不高興，以惡語相待。加上當時兩人都因交易所失落，政治上也不順利，彼此心情不好而大吵一架。戴季陶只好怏怏而回。此後他仍接受孫中山的調遣，往返於廣州和上海之間。他為廣東政府草擬法律檔案，並對有關的法律進行探討。

當蔣介石稍平靜後，給戴季陶寫了一信，檢討自己“為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認為“有何面目以對良師益友”，大有“悔不該當初”的心情。戴季陶也回信一封，雲：“即勸兄赴粵，雖屬為公，亦有一半係為兄打算”，道明自己不遠千里到奉化勸駕的一片良苦用心。從來往信件的字裡行間，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確是不同尋常。

戴季陶：喜歡喊“殺殺殺”的政客（4）

1922年8月，孫中山在陳炯明叛變和北伐軍討陳失利後，離粵去滬。10月上旬，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勳派代表到滬晉見孫中山。孫中山命戴季陶入川，對川軍進行聯絡工作。這時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務私事上的挫折之後，心灰意懶，在途中又得悉川軍各派正在醞釀戰爭的傳聞，精神更加頹喪。戴季陶後來回憶他當時的心境說：“這時我的心裡，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來一件很錯誤的戀愛，種種魔障纏繞……再加看見四川的戰禍逼在目前……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於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來招我了。”當戴季陶所乘之船駛向宜昌途中，他便趁夜跳江自殺，幸好漁夫搭救而未死。從此他便信仰佛教。戴季陶抵川后被四川省議會選為省憲起草員，11月18日到渝就職。他解